何二元、周金声、冯文丽：论母语高等教育

论母语高等教育

 

1何二元  2周金声  3冯文丽

 

（1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 310012；2湖北工业大学 武昌 430068；3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310012）

 

 

摘  要 大学语文是母语高等教育，这一点已成同行共识。笔者近年来对母语高等教育理论尝试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研究，宏观研究母语高等教育理论整体框架，中观研究母语高等教育理论范畴，微观研究母语高等教育理论如何落实于课文。本文描述了中观研究的理论范畴，亦即母语高等教育的六对关系，它们是：“母语的权利与义务”“母语教育的终身性与阶段性”“母语的规范与艺术”“母语的工具性与资源性”“母语的学得与习得”“母语的负迁移与正迁移”。

关键词 大学语文 母语高等教育 中观研究 理论范畴

 

本文系国家语委规划项目（YB125-59）《基于新课标语文的大学母语教育衔接与提高研究》成果之一。

 

母语是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本文所用“母语”一词，限定为中华民族的标准语，即汉语。

关于“母语高等教育”的定义，《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之“母语高等教育”一节说：“母语高等教育”特指高等学校中面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汉语文教育，亦即习称为“大学语文”的课程及其它相关课程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1]

母语与语文，母语高等教育与大学语文，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以前更多说语文和大学语文，现在更多说母语和母语高等教育，一个原因是社会上出现轻视母语教育的现象，人们说，政治课、外语课都有它们的“尚方宝剑”，唯独母语教育在被边缘化的危机前显得无奈。现在，“母语高等教育”就是我们为大学语文请来的“尚方宝剑”，希望它能够帮助大学语文走出被边缘化的困境。当然，更重要的理由则是，大学语文需要凭借母语理论开展自己的学科定位与建设。

下面我们从“母语的权利与义务”“母语教育的终身性与阶段性”“母语的规范与变通”“母语的工具性与资源性”“母语的学得与习得”“母语的负迁移与正迁移”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大学语文学科的性质与任务。

 

一、母语的权利与义务

 

任何国家的语文课都是母语教育课。母语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国际社会对母语问题一直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使用母语是一项基本人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指出：“每个人都应该能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2] 这一观点得到各缔约国的认同，其中包括我国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确定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我国从2006年起也开始举办母语日活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田小刚秘书长在“2007年国际母语日”活动致辞中说：“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保护和使用母语也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3]

母语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是终身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另一些文件中，还特别谈到了母语学习与终身教育其中包括高等教育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2003年）指出：母语教育对初期教育和扫盲至关重要，同时还应“尽量将母语教学延长到以后的教育阶段”。[4]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前的《世界语言权利宣言》（1996年），这个“以后的教育阶段”应该是延续到“大学阶段”的，其第24条指出：“每个语言社区有权决定应如何将其语言作为传授知识的用语和研究对象，体现在自己领土内的各级教育之中：学前、小学、中学、技术与职业、大学教育及成人培训”；第30条指出：“任何语言社区的语言和文化都应成为在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对象”。[5]

这些国际规约相当清楚地表述了母语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乃至终身教育中的法律地位。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母语高等教育，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提到：“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6] 2006年11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高教司副司长杨志坚发表《大学语文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进行母语教育的一种形式》讲话，[7] 会议形成以“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为题的纪要。[8] 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以通知形式转发会议纪要，将其升格为国家文件。[9] 2007年8月17日，教育部就《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在回答记者关于大学语文问题时用诗意的语言回答：“我想，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我希望大家对语文教育有终身教育的理念。”[10] 2008年11月，国家语委发布的《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为大学语文专辟一章，题为“母语高等教育状况报告”。[11]

权利与义务是一组对等关系，母语学习也是每一个公民的终身义务。这一点以前认识不够，比如搞调查问卷，问“你喜不喜欢大学语文？”“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成了一个选择题。义务是法律上、道义上应尽的责任，喜欢也要尽，不喜欢也要尽，义务问题不可选择，这是一定要向大学生们讲清楚的。另外还有必要强调教育部门的义务，母语高等教育也是校长们的义务，李宇明司长就说过：“大学语文教学，教育部一直很支持，各个大学怎么办，校长负有重要责任”。[12]

 

二、母语教育的终身性与阶段性

 

母语学习是每个公民的终身权利与义务，但是人的学习是有阶段性的，大学语文的阶段性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传统教育没有专门的语文课，但是语文教育又无处不在，只要在学文学，只要在学历史，甚至只要在学数学，同时就一定是在学习语文。这是由中国的文言文教学语言所决定的，文言文是任何学科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语言工具。1904年实行癸卯学制，语文才开始独立设科，当时叫“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中小学语文科的性质比较清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字”“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13] 《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开“中国文学”课，“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14] 《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课须学习文义、文法、作文，“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15] 然而大学语文课（当时名“中国文学”，后改“国文”）的内容却没有具体规定，以至于中国第一部大学语文教材（林传甲编）只能从文学专业的“中国文学门”“四十一条”里截取前十六条权作内容。[16]

所以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任务问题，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母语教育的阶段性入手。母语高等教育是由母语初等教育、母语中等教育发展而来的，一定要先了解小学语文、中学语文的性质内容，才能够确定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任务，而中文专业的文选课、文学史课，和大学语文有专业课与基础课之别，不能简单照搬。大学语文不是“高四语文”，也不是“专业语文”，而是“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17] 这就提出了两个不同方向的研究课题，一是要研究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衔接与提升，二是要研究大学语文与中文专业课程的关联与区别。

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比较研究，包括“比较”“衔接”“提升”三个方面。要比较就要了解比较对象，所以大学语文教学有必要了解中学语文教材与教学情况，要研究中学语文课程标准，要建立中学语文资源数据库。衔接要寻找最佳契合点，比如笔者为人民出版社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18] 便选择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框架，目的在于衔接中学语文知识。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带着空白的脑袋进入课堂的，所以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光是衔接了中学语文，还不是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必须体现母语高等教育的性质，提升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比如记叙文，初中讲的是“一般记叙文”，高中讲的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那么大学语文应该讲什么？要不断这样地提出问题，才能避免变成“高四语文”。

然而母语高等教育无论怎么“高”，又不是高不封顶、越高越好，这个“顶”就在于它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不能突入到中文专业课的领域去。大学语文的学习人群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的其它各专业学生，必须考虑这一人群的特殊需求。现有不少的“大学语文”教材类似于中文专业教材的缩写，绝大多数大学语文教师也是由中文系专业教师兼任，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突出。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谭帆提出，大学语文要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要学者化。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大学语文的专业特点，培养大学语文自己的教师队伍。

 

三、母语教育的规范与艺术

 

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学习就是用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用艺术文学习母语艺术，是母语规范与艺术的统一。大学语文不能只讲文学作品，不讲应用写作，或者把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变成两门不同的课，更不应该用应用写作课取代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本来就是同一门课。鲁迅谈写作说，不但要知道应该怎样写，还要知道不应该怎样写。[19] 讲文学作品可以知道应用文不应该怎样写，讲应用文可以知道文学作品不应该怎样写。人们对大学生写作能力的批评，往往在于他们分不清艺术文与应用文，把艺术文写成应用文，把应用文写成艺术文。所以文学与应用文，分开讲事倍功半，甚至哪个也讲不清楚，合起来讲才能事半功倍，此所谓分则两伤，合则兼美。

以往的中学语文教材未能打通这样两个方面，比如把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并列起来，犯了逻辑分层的错误。一些大学语文教材，比如全国自学考试教材《大学语文》，也没有梳理论说文、记叙文和诗歌小说的关系。现在笔者主编的《大学语文》采用母语学习“规范与艺术”的框架，尝试把所有的课文都归结为：

 

实用类记叙文  实用类议论文  实用类说明文

艺术类记叙文  艺术类议论文  艺术类说明文

 

在这个序列中，文体的纵横关系都变得清晰。在以往教材中，人们常疑惑于为什么一篇课文有时归入记叙文，有时归入小说？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母语教育的系统中，它应该属于“艺术类记叙文”。其余问题也可以此类推。

当然，这个划分还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抒情类文体的位置，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在教学文体与文学体裁混同的过程中，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今后仍需在母语高等教育的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最后还必须指出，所谓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只是一种教学文体，是从艺术文与实用文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练习用的文体，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艺术文与实用文，没有抽象的所谓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以往人们对大学生语文能力的批评，也集中在他们只学了一些抽象的练习文体，面对生活中真实文体却一筹莫展。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上面提出过的问题：初中语文讲“一般记叙文”，高中语文讲“比较复杂的记叙文”，那么大学语文还讲什么？答案是：大学语文或许应该把抽象的“记叙文”还原为具体的文学作品和实用文，指导学生完成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螺旋式上升。

 

四、母语的工具性与资源性

 

语言具有工具性，母语当然也不例外。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是工具，吕叔湘、张志公等语文教育家也都力挺这个观点。然而长期来这一观点不被语文界的很多人接受，他们的理由无非是以为工具之说太形而下。其实这是杞忧。人本来就是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况且工具也是与时俱进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机器时代到计算机时代，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工具进步史。后来语文课程标准用“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定义来调和，试图以此提升语文的品位。然而语文这个工具，不但要和人文性统一，也要和科学性统一，语文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仅仅说和人文性统一，结果是画蛇添足、挂一漏万。

当然语言的工具和物的工具有所不同，语言的对象也就是语言的内容，从这一点看，叶老说“语文是工具”“课文是例子”，稍嫌消极。课文不仅是语文的“例子”，也是语文的重要资源。所以我们不要一般地反对文学类、人文类、文化类大学语文教材，假如它们能够把这些文学的、人文的、文化的课文都变成语文学习的重要资源，让这些资源为听、说、读、写的训练服务，那么大学语文各类教材就都能够“和而不同”。

所以，甄别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是否真正的“语文”教材，关键不看课文，而看导读。

 

五、母语的学得与习得

 

母语学习有学得与习得。关于母语习得，以往谈论得较多的是儿童的母语学习，而比较疏忽伴随着人一生的“二次习得”。比如大学生似乎总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一些流行歌曲，总是在消遣的过程中就阅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这些都属于母语习得。而母语学得则是离开有组织的课堂教学学生一般不会自动学习的，或者自动学习会有困难的。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时间非常有限，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用于母语学得，至于武侠小说、流行歌词这类内容，不必编入教材，除非另有母语学得的更高目标（比如教会学生像欣赏宋词那样欣赏比较高雅的流行歌词）。

所以大学语文教材的选篇，不能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喜好，他们喜好的自己会去“习得”，我们选择的课文，有一些可能学生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阅读，然而对于母语高等素养的培养却是至关重要的。南开同行编写《语文素养高级读本》，[20] 意义恐怕就在于此，那本教材所有大学语文教师都应该读一读，从而知道我们应该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语文知识。

母语学得与习得理论还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分析调研资料。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大学语文搞过这样多的问卷调查，但是这类调查对得到的资料却往往不能正确分析，比如问学生喜欢学习什么内容，不喜欢学习什么内容，然后得出结论说，应该多讲学生喜欢的内容，少讲学生不喜欢的内容——这恰恰是颠倒了母语学得与习得的关系，由此可见母语理论对语文教学研究的重要。

 

六、母语的“负迁移”与“正迁移”

 

“母语迁移”本是一种二语习得理论，指的是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即母语的使用习惯会直接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并对其起到积极促进或消极干扰的作用。这里借用来研究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包括非文学作品）内容。

母语教材而有“外国”作品，逻辑上似乎不通。以往语文教材确实也较少考虑外国文学与母语的关系，介绍课文作者时往往重著者轻译者，有时甚至连译者的名字也找不到。自从提出“母语高等教育”这个理论后，一些大学语文教材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改称为“翻译文学”，有的改称为“西文汉译”。不过仅仅改变名称只是初步的做法，我们还要有更多的思考，这里提出两点：

一是外国文学对于我们母语建设的意义。外国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现代母语的重要资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了解域外故事，更要借鉴他们的语言优点。当初中国的翻译工作者把这些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时，就有建设现代汉语的意思的，这一建设事实上也卓有成效，外国文学语言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资源。所以大学语文教材选篇，不要一味考虑外国文学的本土化，而是更应该向学生推荐一些“陌生化”的作品，让学生有意识地接触一些欧化句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欧化句式当作贬义来排斥。

二是母语能力对于翻译文学的意义。翻译是二度创作，好的翻译作品总是体现着翻译者的母语功力，要多讲一点母语对于翻译的“正迁移”意义。外语教学过多强调母语的负迁移，把母语基础当做不利因素来克服，事实上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丢掉了母语，外语也学不好。所以大学语文教材选篇时，应该注意选择在母语写作方面也卓有成绩的译者的作品，在课文导读中不光介绍他们的翻译作品，同时也介绍他们的母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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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高等教育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以上仅是笔者在编写人民出版社《大学语文》教材时产生的一些想法。该教材是母语高等教育实验教材，母语高等教育的理论还要在实验中检验和修正，笔者真诚欢迎广大专家同行及使用教材的师生给予批评。

 

 

【注释】

 

[1][11] 李宇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商务印书馆，2008。

[2]《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范俊军编译、孙宏开审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100页，民族出版社，2006。

[3] 《弘扬多元文化，共建和谐世界——2007年“国际母语日”庆祝活动在我校隆重举行》，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网页， http://exchange.blcu.edu.cn/cn/about_us/tg.aspx?Newsid=137&Basic_Classid=97.

[4] 范俊军编译、孙宏开审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98页，民族出版社，2006。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五〇届会议文件《世界语言权利会议：巴塞罗那宣言》，巴黎，1996年10月10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31834.htm

[7]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第6期 ，1-2页，2006年11月。

[8]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9] 教育部高教司：《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教高司函〔2007〕38号.

[10] 《教育部谈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实录)》，中国网 2007-08-16。

[12] 《教育部官员：大学校长对语文教育负有重要责任》，中新网 2007年8月16日电。

[13] [14] [15]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5，310，3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6]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今天能见到的版本为上海科学书局1914年第6版。

[17] 教育部高教司组编、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出版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8] 何二元：《大学语文》，人民出版社，2011。

[19] 鲁迅：《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第6卷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 李瑞山：《语文素养高级读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On Higher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1He Er-yuan  2Zhou Jin-sheng  3Feng Wen-li
(1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ou 310012;2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chang 430068;3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ou 310018)

 

Abstract College Chinese is the higher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which is the colleague mutual recognition.In recent years,I attempt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higher mother tongue on it's macro-,midium- and micro-level.The macro-study is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mother tongue of higher education.The medium-study is of the category theory on mother tongue of higher education.The micro-study is about how to implement the theories to the tex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edium-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categories, that's the six pairs of relations on the mother tongu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are:"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mother tongue" ,"mother-tongue education for life stage", "norms and art of the mother tongue" ,"instrumentality and resources of mother tongue",""learning and acquiring of mother tongue", "negative transfer and positive transfer of mother tongue ".

 

Key words College Chinese; higher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medium-study; 

Theoretical Category

 

作者简介：

何二元，汉，男，1951—，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大学语文专职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大学语文。联系方式：杭州市朝晖九区55幢3单元502室，邮编310014，联系电话15967155416，E-mail：hery0501@163.com；个人网站：大学语文研究 www.eyjx.com

周金声（1957－），男，湖北枝江人，湖北工业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文文化、语文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邮编：430068，电话18971331645 ，电子信箱：jszhou@126.com

冯文丽（1971－　），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语文、红学、传播学研究、邮编：310018，电话：13757151278，电子邮箱：wenwenyil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