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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耕 汪家乐:中国人的读书观

作者:毕 耕 汪家乐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172 次   更新时间:2017-12-15 文章录入:珍珠鸟

中国人的读书观

                         

毕  耕  汪家乐

 

读书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阅读书籍,二是专指上学读书,或是系统学习。古往今来,中国作为诗书礼乐之邦,既有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等著书立说,以“立言”而不朽,也有无数莘莘学子通过寒窗苦读而一举成名,还有不少激励读书的格言警句、成语俗话等广为流传。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具有追求知识、热爱读书的文化传统,而且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读书观念。所谓读书观念,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读书的认知和看法,包括何谓书、为何读、读什么、怎样读、如何用等几个主要方面。通过对中国人读书观念及其演变的探讨,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一、何谓书

 

何谓书?简而言之就是文字的载体,通常用纸抄写或印刷而成。从考古资料来看,充当文字载体的物质材料,主要有树叶、石片、龟甲、兽骨、兽皮、布帛、竹简、木板、陶器、青铜器和纸张等,其中以龟甲、青铜、竹简、纸张最具代表性。由于载体的不同,书的称谓也不同。书写在布帛上的称缯书、帛书,刻写于竹简和木牍上的称简牍、简策(册),抄写于纸上的称抄本、写本,刻板印刷的称刻本、版本,从石碑、岩壁上复制下来的称为拓本,当代通过电子设备阅读的称为电子书。为了进行图书管理,西汉刘向、刘歆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大类,即“六略”。随后,曹魏郑默、西晋荀勖和东晋李充等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从而形成了古代最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

 

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书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等形成了不同的理解与认知。西方人认为,“书籍是人类思想的宝库”、“造就灵魂的工具”和“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中国人看来,书的本质特征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社会功能是以书养心,以文化人。刘向指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元代陈秀明认为:“看书如服药。”明代郑瑄亦云:“读书医俗。”古人将读书与治病相提并论,比喻非常贴切。宋代尤袤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明代陈继儒认为:“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三坟为瑚琏,诸子为鼓吹。”于谦《观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他们以生动比喻来说明书的特点与功能,表现出对读书的热爱之情。

 

此外,中国人还从“万物有灵论”出发,把书奉为神灵而加以顶礼膜拜。据明人《致虚阁杂俎》记载:“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虫不生。”在其他古书中,也记录有曹文姬、朱履方、颜如玉等书仙、书神的故事。正因为古人讲究“敬惜字纸”,所以在读书时往往“澄神端虑,净几焚香”,以示庄重与虔诚。尽管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焚书”“禁书”事件,如《金瓶梅》《肉蒲团》等都曾遭到禁毁,但“雪夜闭门读禁书”却成了封建士大夫所谓的赏心乐事。至于“红袖添香夜读书”,“赌书消得泼茶香”,则更是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逍遥之境。

 

二、为何读

 

关于读书的目的,历来见仁见智,看法各有不同。例如,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为学知识、明道义,读书为改变命运,读书只是一种爱好,等等。概而言之,中国人的读书目的大致有四种类型:

 

其一,修身养性。宋代欧阳修有句名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就是说,读书是做人的根本和基础。通过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扩展视野,使人明理睿智,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南北朝颜之推指出:“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清代朱柏庐亦云:“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都是将读书与修身联系起来,强调读书的非功利性。韩愈认为“读书勤乃有,不勤腹中虚”,苏轼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也都是这个道理。

 

其二,安邦济世。儒家典籍《大学》倡导“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强调读书学习是安邦济世、建功立业的重要基础。南宋陆游《读书》诗云:“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清代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即是说明读书目的在于安邦济世,为国为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顾宪成题写在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幅对联,劝勉读书人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国家大事,决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读书不忘救国”的情怀,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

 

其三,获取名利。以读书作为追名逐利、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这是无数人勤学苦读的根本动力和出发点。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也。”他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被后来所有读书人都奉为圭臬。尤其是隋唐以来,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开创科举制度,令无数读书人都涌向这座“独木桥”。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都是鼓吹读书做官的经典名句,一直流传至今。

 

其四,休闲娱乐。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正宗,戏曲、小说则被视为闲书。然而,这些所谓闲书却有广阔的市场,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即便是“代圣人立言”的文史典籍,仍然也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功能。明弘治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底页印有广告文曰:“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这段话通过说明读书的功效来刺激读者的购书欲,堪称书业广告的典范。

 

三、读什么

 

通常而言,读什么书主要与专业目标、教学要求和兴趣爱好有关,是个人依据特定的目标要求、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所作出的选择。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终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读《周易》而“韦编三绝”,可见勤奋之至。同时,孔子还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 春秋》,供学生学习之用。孔子曾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强调通过“诗教”来加强个人修养,提升文化素质。

 

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虽然各朝代的考试科目、内容与形式不尽相同,但考试内容主要来自于“四书五经”。这就像当今的高考指挥棒一样,对广大考生与民众的阅读选择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南宋时期,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号称“四书”。他主张在学完“四书”后再学“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在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元明清三朝,均以《四书集注》作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于是“四书五经”便成为了科举考生与社会公众的必读书。清朝乾隆皇帝还指派学者编写《钦定四书文》,供赴考举子阅读。除文举之外,唐宋以来还设有武举考试,宋代选定《孙子》等七种兵书供应武举者学习,名曰《武经七书》,简称《武经》。尽管唐宋以来刻版与活字印刷术已经出现,各种文学作品、历史与学术著作大量出现,但由于读书人都要入学就读和应对科举考试,所以全民阅读“四书五经”的状况一直延续上千年,直到20世纪初废除科举后才宣告结束。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科学等著作被大量地翻译出版。魏源编译的《海国图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都曾风行全国。与此同时,报刊杂志在中国蓬勃兴起,为民众阅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鲁迅声称“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鼓吹西化的真实心态,也反映出社会公众读书观念的转变和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四、怎样读

 

关于读书的方法,古人通过对读书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朱熹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弟子将其训导总结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被后世称为最系统、最具影响的读书法。

 

关于博与约、学与问、学与思、信与疑等问题,历来颇受读书人关注,并有不少深刻论述。孔子自称“博学多识者”,多次强调要“博学于文”。由于孔子万世师表的表率作用,所以博学成为历代学人的追求目标和最高境界。然而,宋代黄庭坚却批评道:“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家,不若精于一。”故此,苏轼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应该是处理博约关系的正确方法。除读书之外,“问”也是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孔子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清代郑板桥指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对于学与思的问题,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清代王夫之认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而且,“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此外,敢于质疑他人,也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方法。《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代陆九渊强调:“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读书不盲目迷信,敢于质疑,实事求是,才是正确的态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对读书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记录袁文清的话说:“予少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而不敢望,其失懦而无立;篡录故实,一未终而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他所总结的“读书五失”,值得引以为戒。

 

五、如何用

 

学与用、知与行是中国古代读书观的重要内容,历来论述颇多。陆游指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他看来,书本知识固然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就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的知识也难免流于肤浅。正是基于对读书局限性的深刻认识,所以古人都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强调学、问、思、辨与行的结合,涵盖了做学问的一切方法。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穷经以致用”。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读书与实践结合。王夫之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行先知后”,“力行而后知之真”。宋代刘彝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如何,学与用、知与行都是互相关联、不可割裂的,必须合二为一。

 

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这就是说,读书要力求深入,融会贯通,读了以后还要跳出书来,学会灵活运用,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例如,南朝陆澄“读《易》三年,不解文义”,人称“书厨”。唐代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成了“书簏”。这些读书人的失败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记载着无数读书人勤学苦读的感人事迹,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焚膏继晷、负薪挂角、圆木警枕等成语故事,更是古人刻苦勤勉的生动例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韩愈勤勉治学的写照。“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是颜真卿的谆谆教诲。“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朱熹对读书的真切感悟。这不仅是中国人读书观念的生动体现,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丽篇章,可以激励更多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读书,为促进文化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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