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耕 汪家乐：中国人的读书观
中国人的读书观
毕 耕 汪家乐
读书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阅读书籍，二是专指上学读书，或是系统学习。古往今来，中国作为诗书礼乐之邦，既有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等著书立说，以“立言”而不朽，也有无数莘莘学子通过寒窗苦读而一举成名，还有不少激励读书的格言警句、成语俗话等广为流传。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具有追求知识、热爱读书的文化传统，而且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读书观念。所谓读书观念，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读书的认知和看法，包括何谓书、为何读、读什么、怎样读、如何用等几个主要方面。通过对中国人读书观念及其演变的探讨，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一、何谓书
何谓书？简而言之就是文字的载体，通常用纸抄写或印刷而成。从考古资料来看，充当文字载体的物质材料，主要有树叶、石片、龟甲、兽骨、兽皮、布帛、竹简、木板、陶器、青铜器和纸张等，其中以龟甲、青铜、竹简、纸张最具代表性。由于载体的不同，书的称谓也不同。书写在布帛上的称缯书、帛书，刻写于竹简和木牍上的称简牍、简策（册），抄写于纸上的称抄本、写本，刻板印刷的称刻本、版本，从石碑、岩壁上复制下来的称为拓本，当代通过电子设备阅读的称为电子书。为了进行图书管理，西汉刘向、刘歆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大类，即“六略”。随后，曹魏郑默、西晋荀勖和东晋李充等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从而形成了古代最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
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书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等形成了不同的理解与认知。西方人认为，“书籍是人类思想的宝库”、“造就灵魂的工具”和“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中国人看来，书的本质特征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社会功能是以书养心，以文化人。刘向指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元代陈秀明认为：“看书如服药。”明代郑瑄亦云：“读书医俗。”古人将读书与治病相提并论，比喻非常贴切。宋代尤袤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明代陈继儒认为：“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三坟为瑚琏，诸子为鼓吹。”于谦《观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他们以生动比喻来说明书的特点与功能，表现出对读书的热爱之情。
此外，中国人还从“万物有灵论”出发，把书奉为神灵而加以顶礼膜拜。据明人《致虚阁杂俎》记载：“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虫不生。”在其他古书中，也记录有曹文姬、朱履方、颜如玉等书仙、书神的故事。正因为古人讲究“敬惜字纸”，所以在读书时往往“澄神端虑，净几焚香”，以示庄重与虔诚。尽管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焚书”“禁书”事件，如《金瓶梅》《肉蒲团》等都曾遭到禁毁，但“雪夜闭门读禁书”却成了封建士大夫所谓的赏心乐事。至于“红袖添香夜读书”，“赌书消得泼茶香”，则更是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逍遥之境。
二、为何读
关于读书的目的，历来见仁见智，看法各有不同。例如，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为学知识、明道义，读书为改变命运，读书只是一种爱好，等等。概而言之，中国人的读书目的大致有四种类型：
其一，修身养性。宋代欧阳修有句名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就是说，读书是做人的根本和基础。通过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扩展视野，使人明理睿智，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南北朝颜之推指出：“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清代朱柏庐亦云：“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都是将读书与修身联系起来，强调读书的非功利性。韩愈认为“读书勤乃有，不勤腹中虚”，苏轼认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也都是这个道理。
其二，安邦济世。儒家典籍《大学》倡导“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强调读书学习是安邦济世、建功立业的重要基础。南宋陆游《读书》诗云：“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清代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即是说明读书目的在于安邦济世，为国为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顾宪成题写在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幅对联，劝勉读书人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国家大事，决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读书不忘救国”的情怀，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
其三，获取名利。以读书作为追名逐利、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这是无数人勤学苦读的根本动力和出发点。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也。”他的“学而优则仕”的主张，被后来所有读书人都奉为圭臬。尤其是隋唐以来，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开创科举制度，令无数读书人都涌向这座“独木桥”。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都是鼓吹读书做官的经典名句，一直流传至今。
其四，休闲娱乐。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正宗，戏曲、小说则被视为闲书。然而，这些所谓闲书却有广阔的市场，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即便是“代圣人立言”的文史典籍，仍然也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功能。明弘治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底页印有广告文曰：“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这段话通过说明读书的功效来刺激读者的购书欲，堪称书业广告的典范。
三、读什么
通常而言，读什么书主要与专业目标、教学要求和兴趣爱好有关，是个人依据特定的目标要求、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所作出的选择。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终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读《周易》而“韦编三绝”，可见勤奋之至。同时，孔子还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 春秋》，供学生学习之用。孔子曾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强调通过“诗教”来加强个人修养，提升文化素质。
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虽然各朝代的考试科目、内容与形式不尽相同，但考试内容主要来自于“四书五经”。这就像当今的高考指挥棒一样，对广大考生与民众的阅读选择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南宋时期，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号称“四书”。他主张在学完“四书”后再学“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在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元明清三朝，均以《四书集注》作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于是“四书五经”便成为了科举考生与社会公众的必读书。清朝乾隆皇帝还指派学者编写《钦定四书文》，供赴考举子阅读。除文举之外，唐宋以来还设有武举考试，宋代选定《孙子》等七种兵书供应武举者学习，名曰《武经七书》，简称《武经》。尽管唐宋以来刻版与活字印刷术已经出现，各种文学作品、历史与学术著作大量出现，但由于读书人都要入学就读和应对科举考试，所以全民阅读“四书五经”的状况一直延续上千年，直到20世纪初废除科举后才宣告结束。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科学等著作被大量地翻译出版。魏源编译的《海国图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都曾风行全国。与此同时，报刊杂志在中国蓬勃兴起，为民众阅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鲁迅声称“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鼓吹西化的真实心态，也反映出社会公众读书观念的转变和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四、怎样读
关于读书的方法，古人通过对读书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朱熹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弟子将其训导总结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被后世称为最系统、最具影响的读书法。
关于博与约、学与问、学与思、信与疑等问题，历来颇受读书人关注，并有不少深刻论述。孔子自称“博学多识者”，多次强调要“博学于文”。由于孔子万世师表的表率作用，所以博学成为历代学人的追求目标和最高境界。然而，宋代黄庭坚却批评道：“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家，不若精于一。”故此，苏轼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应该是处理博约关系的正确方法。除读书之外，“问”也是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孔子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清代郑板桥指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对于学与思的问题，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清代王夫之认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而且，“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此外，敢于质疑他人，也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方法。《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代陆九渊强调：“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读书不盲目迷信，敢于质疑，实事求是，才是正确的态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对读书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记录袁文清的话说：“予少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而不敢望，其失懦而无立；篡录故实，一未终而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他所总结的“读书五失”，值得引以为戒。
五、如何用
学与用、知与行是中国古代读书观的重要内容，历来论述颇多。陆游指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他看来，书本知识固然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就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的知识也难免流于肤浅。正是基于对读书局限性的深刻认识，所以古人都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强调学、问、思、辨与行的结合，涵盖了做学问的一切方法。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穷经以致用”。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读书与实践结合。王夫之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行先知后”，“力行而后知之真”。宋代刘彝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如何，学与用、知与行都是互相关联、不可割裂的，必须合二为一。
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这就是说，读书要力求深入，融会贯通，读了以后还要跳出书来，学会灵活运用，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例如，南朝陆澄“读《易》三年，不解文义”，人称“书厨”。唐代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成了“书簏”。这些读书人的失败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记载着无数读书人勤学苦读的感人事迹，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焚膏继晷、负薪挂角、圆木警枕等成语故事，更是古人刻苦勤勉的生动例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韩愈勤勉治学的写照。“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是颜真卿的谆谆教诲。“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朱熹对读书的真切感悟。这不仅是中国人读书观念的生动体现，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丽篇章，可以激励更多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读书，为促进文化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