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淞：最适合的最拿手的才能创造最大价值

占淞（湖北财税职院会计系） 

    众所周知，《道德经》是老子所留的传世巨作，而道德经分上下两篇，上篇是《道经》,下篇是《德经》，合称为《道德经》。道经，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简短一行话，就言明了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德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就言明了，处世之方，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从不刻意去操办任何事，却没有任何事情是办不成的。在老子看来，只有做到了“无为”，才可以做到“无不为”，一个人无论他做了什么，看上去可能他做得很多，然而即使他做得再多，也毕竟是有限的，远远不能达到“无不为”的程度；相反，看似什么都没有做，才能够做到“无不为”。那么，既然是“无为”，又如何能够实现“无不为”的目的呢？奥秘就在于，去掉了人为，而让之于“道”。这也与佛心宗偈语其中一句相通，“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老子把道落实到国家治理中，指出最好的统治者应该采取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许多人认为无为而治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这其实是对无为而治的误解。作为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无为而治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无为而治是指治国不要瞎指挥，胡作非为，强行干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在老子看来，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安康，有一个客观规律支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育过程。人为的干预，一厢情愿地瞎掺和，不自量力地强行推进，代替民众进行行为选择，种种指手画脚的统治方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只能延迟、破坏乃至扼杀社会的自由发展。与其这样做，不如静观其变，尊重民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主体地位。

    在三国时期，中原年年征战，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本应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不去干扰百姓，使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而偏偏不这么做。这好比，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自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本应凭川蜀之地，各有险关要塞，以保守汉室20年足足有余。再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大兰招收能人志士，攘外必先安内后，培养将士研习兵法，重修战策。共建蜀国，以富足民强。再次，形成三国鼎立之势，数年之后司马懿必造曹魏等人猜忌，陷害。而东吴，已经是将寡兵微，虽不亡，也不兴。

    而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最后还不幸身亡，原因就是蜀道艰难，运粮不便，智谋之士少，魏将多而蜀将少，后主听信谗言，再就是天意弄人。要不是他贪功名，以无为而治，治理蜀国上下，复辟汉室不是不可能。

    社会经济发展到繁荣阶段，土地兼并严重，社会风气奢侈浮华，统治者就应当强化思想教育，扭转社会风气，校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隋文帝和隋炀时期，就是一个典例，隋文帝励精图治，改革制度，发展生产，注重吏治，国家出现统一安定的局面，人民负担较轻。隋炀帝，他主持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   

社会经济和人民幸福不需要统治者干预，按照自然的规律，市场会自发地调节。在市场中，人人会选择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干自己最喜欢的事也是最拿手的事情，获得最大的收益。社会上如果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创造出个人的最大价值，相应的整个社会经济的总量自然会获得充分和快速的发展，走向繁荣。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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