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寻觅杨力耕的足迹

春暖花开，醉美乡行。杨美亚邀请我踏访新芳老街，她说为了去寻觅不该淡忘的祖父记忆。宜兴新芳老街跨宝寿河踏新芳桥，东西走向四百多米，街宽南北两庹有余。稀罕的是，新芳老街不像其它乡镇的老街那样清冷，而是与北侧并行数倍长的新街交相争辉。刚近正午十二点，我们看到的是新街行人稀少，老街异常热闹。只是这热闹的街客有些特别，尽是老年人。老年人喜欢喝茶喜欢聊天喜欢晒记忆，所以这街的大部分店成了老年人的“休闲俱乐部”。历史总是在人们的记忆里，而记忆往往会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

我终于看到杨美亚常提到的药店。杨美亚是我在卢公祠工作的游客，五年前她和孙女邵蕾第一次来就告诉我，1963年，因为有个“恶霸地主”爷爷，害得她一家从常州被迁回新芳农村，父亲和大姐丢了工作，大哥不得参加高考，自己被赶出了局前街小学。1983年才知道，爷爷其实是我们的楷模，也应是新芳的骄傲。

药店在新芳桥东，是连绵街店中的两间木结构楼房，开阔大约只有五米，进深约有十米。与对面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间供销社大楼相比，显得异常狭小。药店字号是“乾元堂”，牌子早已不存，当然也早已不卖药。现在东间空关着，西间是一爿小店，前段卖香烟杂货，后段做小吃。乾元堂药店老板叫向同康，当年在新芳地面可以说无人不知。现在药店几易其主，要问新主老店事，犹如问道于盲。好在我们拜访了向同康的儿子向德平。他说如果大他七岁的兄长向德南不是三年前走了，一定会说出很多事。

向德南大约生于1937年，那年宜兴沦陷，日寇烧杀淫掠。一介布衣的新芳人杨力耕即杨美亚爷爷，忧国忧民，挺身而出，他仗义疏财，带着三十多名难民冒着日寇轰炸寻找报国途径，来到“战时首都”武汉。他将弟弟杨笠生送进了抗战医院，将表弟孙时奋送进了黄埔军校十四期（后作为中国远征军入滇缅抗战），将大儿子送进了战地教师服务团等。完成心愿的他即东归准备继续组织力量抗日，回家后联系上了李广（1938年入党，建国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并转而联系上了诸葛慎。他直接参与了金、武、溧、宜四县边区七乡联防自卫队的组建（该队遵陈毅指示成立，后发展为新四军16旅47团。队长诸葛慎是杨力耕朋友之弟，读书时曾得过杨资助），从此成了新四军宜北地方力量的中坚人物。也就从那时起，向家药店不仅成了杨力耕的药材供应店，还成了他的物资武器转运点。向德平说日寇在新芳有碉堡，交通要道有岗哨，很恐怖。但向同康老板与杨力耕有同样的爱国心，为了国家民族，敢干有全家被杀风险的事。

当时向家药店也确有便利之处，第一，药店东侧是有名的新芳班船码头，在没有公路的年代，班船是新芳人外出除步行之外的唯一选择。班船实际上有两种，载客的叫航船，载货的叫班船，新芳人都叫班船。譬如到上海，航船双橹六人摇动要一周，旅客自带被子过夜。到底有多少物资军火通过药店转运的，恐怕只有睡在天堂的向同康老板才知道了。向德南常说晚上家里会突然堆着货，早上起来就不见了，每当这时，父亲必与杨哈子在谈论着什么。哈子是有些人为杨力耕取的绰号，意思是痴鬼。整天忙着为你为他不为自己的事，不是痴鬼是什么？第二，药店还兼着邮政局职能，上海的毛线广告贴在墙上，可供新芳人看样品邮购。一次向老板为杨力耕送信，过岗哨时被日军抓去当修炮台民夫，向老板拿出一叠信说我是邮便，日军当即把他放了。向德平说杨力耕的事迹很多，但我们知道的很少，过去属于地下工作机密，不能说；没想到解放后因为杨力耕受到冤曲，也不能说，甚至不敢说。致使杨力耕与新四军的许多事迹成为永远尘封的秘密。向家兄妹五人也一直揹着商人的阶级成分，工作积极却是荣耀无份。

改革开放后，向德明小妹向赛碧终于入党并当上了新芳镇中学校长（新芳先是乡后为镇，2004年撤镇并入杨巷镇）。向校长在清理学校废品时发现一张破椅子很眼熟，隐约想起这是哥哥小时候上学没钱，父母拿四张椅子去抵学费。三张不见踪影，这张也已报废。出于怀旧之情，向校长把破椅子拿回了家。向德明一看，立即请人修理，并告诉妹妹说：“这是杨家的东西。新四军北撤后，杨力耕依然经常来药店借钱买粮买枪支弹药支持留守的武工队。后来实在还不起，就拿了一组家具来抵债。父亲不肯收，杨力耕说你是商人，收了不会有通共的嫌疑。那时杨力耕自己刚被国民党抓去动了刑，路都走不稳。”家具除四张椅子外，还有一张麻将台和四张茶几。向德明拿出茶几和修好的椅子给我拍照留影，麻将台今天还在药店里。

现在新芳有了正儿八经的邮政分局，局长便是茶馆老板陈小牛的孙子陈文生。我们到邮局时，等了半个小时才是下午开门时间，见到陈局长。宜兴沦陷初期，日寇到新芳烧杀，新芳老街整体被摧毁。陈小牛茶馆明里是陈小牛经手重建的，实际是杨力耕奉诸葛慎之命以自己的钱资助重建的。所以后来茶馆实际上是新四军的情报点，想必陈小牛应当就是情报员。茶馆后有个小庵，是地下交通站。建国后小庵做了新芳乡机电站办公室。向德平听父亲说过，杨力耕弄来一根大木头，破开后分别做了药店和小庵的过梁。向德平注意观察过，两处过梁果然是一母所生。我们没见到小庵，木结构楼房的茶馆也被上世纪重建的五六间水泥砖瓦楼房替代。欣喜的仍然是茶馆，仍然在陈家人手里，仍然茶客满座。现在茶馆由陈文生出租给别人经营，我们向喝茶人打听杨力耕的故事，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过去不能说，现在知道往事的人基本过逝，可惜了杨哈子这个英雄。

英雄从来没有期待人们传颂他的事迹，但英雄被冤屈却是历史的悲哀。杨力耕出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村庄，英驻村人至今依然在津津乐道着当年先辈们追随驻扎在该村的英王陈玉成故事。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破杭州调虎离山成功，旋即回师与东下的陈玉成联合，取得了破江南大营并进占常州苏州的丰功伟绩。八十年后，日寇的铁蹄踏到了家门口，英驻人岂有做宿头乌龟的理？

英驻黄玕自然村，相传原有杨姓先辈二千多人，在清军复辟报复性屠杀后，仅存二三人。这里有杨力耕故居八间平房，当然早已作为地主财产没收分给了别人，现在有一间经家人与村协商，改造成了杨力耕纪念室。杨美亚大姐杨文珍取来钥匙请我进去，今年93岁的曹志堂闻讯而来。曹志堂腰背严重驼了，耳朵听力也不行，但一再强调杨力耕是新芳抗日第一人。说杨力耕与新四军的关系，不是地方绅士同情和支持新四军的关系，也不是个人参与新四军活动的关系，杨力耕倾家荡产、全家投入、积极主动、不计安危，把国难当家难，是一种鱼与水关系。他不算共产党谁算共产党？他不算新四军谁算新四军？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曹志堂当了杨力耕几年地下通信员，多次送情报过岗哨涉险，也多次差点被鬼子刺死。就是真刺死了也不敢反抗，因反抗就会暴露身上带的情报。曹志堂觉得很窝囊，向杨力耕提出不想当通信员，要像因杨力耕动员而入伍的许多青年一样去参加新四军。新四军47团团长兼金坛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诸葛慎知道后，当面对他说：“你当杨力耕的通信员，就是当兵，是不拿枪的兵”

曹志堂老人说，1942年春的一天，诸葛慎40余人护送上级首长途经英驻黄玕村，首长就住在地下交通站杨力耕家。他奉命在新芳街观察日寇动向。突然听说日寇已得到消息，日伪联军正从新芳、新建两镇分三路扑向黄玕，曹志堂急忙飞奔回家报信，被杨力耕策反的新建伪军晏排长也送来消息，诸葛慎部得以顺利撤走。日寇上村后，许多乡亲惨遭毒打。日寇问曹志堂新四军来过吗？曹志堂说来过，听说太君威名，吓得跑了。曹志堂还按照日寇吩咐叫大家凑出一篮鸡蛋和几只母鸡献上，才换得他们停止打人，那天差点打出人命。我问曹志堂老人：那么后来算你新四军了吗？曹志堂说：杨力耕没有北撤我也没有北撤，建国后杨力耕被打成了恶霸地主，而且一天不死压迫就一天不断，真正的地主也没他这么受罪。我没陪着受害已经不错了，那还敢奢望说自己是新四军？如果有人问你穿过一天新四军军装吗，我怎么回答？八十年代后期杨力耕终于不算恶霸地主了，但还是没说他是新四军。杨汝峻（杨力耕三子）说我可以去找诸葛慎，我就是去找，他还记得当年的话吗？即便记得，抗战早胜利了，我要这空名头做什么？

新芳，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四军47团及武工队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因为主要人物杨力耕成了所谓恶霸地主，历史记忆就该淡忘吗？幸亏杨力耕的另一位孙女、杨美亚的堂姐、湖北大学的教授杨建波，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以慰祖父在天之灵，接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回乡采访、累死在伸冤路上的小叔杨汝峻的传棒，坚持10多年搜集资料，写就了《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杨力耕先生生前身后的故事》一书（2014年已公开出版）。该书十万字，虽然字字都是讲杨力耕在诸葛慎等领导下从事的征兵、征粮、收集情报、策反伪军、购买军需物资等的事迹，但不也就是一部新芳的红色史话吗？

1985年宜兴县人民政府终于给出了一份杨力耕不是恶霸地主而是爱国民主人士的文件，家属希望能得到这份为杨力耕更改成份、有限地承认杨力耕“为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的文件，并要求将文件送达杨力耕家乡所在的区、村政府，召开社员大会公开为其恢复名誉，但遭到拒绝。我曾与杨建波通过电话，她说这个文件远不足以消除当年万人大会陪斗陪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足以恢复杨力耕九死一生抗日救国的名誉，不足以慰籍杨力耕亲属深受伤害的心。因为这个文件仅仅下发给了新芳乡政府（而且新芳乡政府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个文件）。而杨力耕冤案的直接制造者杨巷区政府却并没有得到这份文件。作为一个采访者和写作者，我想这就是造成老人们说的“过去属于地下工作机密，不能说；解放后因为杨力耕受到冤曲，也不能说，甚至不敢说”；“现在知道往事的人基本过逝，可惜了杨哈子这个英雄”的原因吧。

 

春暖花开，醉美乡行。杨美亚和邵蕾邀请我踏访新芳老街。新芳的记忆，尽管有些苦，但不影响它独特的历史价值。          

二〇一七年三月于江苏宜兴

路边，实名朱再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陶女》和散文集《烟雨龙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