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借命而生》是一个反侦探文本
石一枫的公安题材小说(以下简称“公安小说”)《借命而生》发表在《十月》2017年第6期，紧接着被《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和《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转载，足见此作的影响力。
该文本以一个北京郊外的看守所为同心圆，逐渐向四周辐射开来，各色人等悉数被相互牵扯进来。看守所管教民警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被描述得清清楚楚，其中的缝隙也被填得盈盈实实。
在我的记忆中，公安系统作家笔下不乏以看守所为背景的警察故事。如张弛的短篇公安小说《看守所》(《北京文学》2012年第6期)和库玉祥的长篇公安小说《险象环生》即是。前者讲述黔首市白石沟看守所前所长孙青亮急于调离自己任职的这个偏远的看守所，便想到请省厅监管处长吴处长帮忙。吴处长也承诺他了。他深知世上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便不时地给处长一点小恩小惠。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与吴处长的感情迅速升温。从帮吴处长的小忙，直至帮大忙，最后反倒把自己“帮”进看守所，因为他按吴处长旨意，帮忙出格了——碰触了法律底线。后者重点讲述警察意识忒强的杨爽和左同英等人民警察和监管支队支队长柯志伟、看守所教导员高臣和管教金洪胜之流的警界败类进行生死较量的故事，可划归“扫黑除恶”小说系列。
毋庸置疑，《看守所》和《险象环生》两个文本都非常注重理性逻辑，因果关系明显。前者中前所长孙青亮因违纪越界，才被投入看守所;后者则是邪恶横行，正义必将战胜之。《借命而生》的叙事路径却与《看守所》《险象环生》大相径庭。从它那开放式的结尾即可窥出端倪。小说之末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英雄。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没有结论，留给读者的是无穷的想象空间。民警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谁好谁坏;哪个比哪个道德等等，不好评判。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
《借命而生》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雅俗共赏——“填平文学雅俗鸿沟”(范伯群语)。笔者以为是其独到的叙事策略与侦探模式相结合使然。换言之，外壳系侦探模式，里子却构建一个反侦探文本，其中的理性叙事逻辑被打乱，取而代之的是非连续性的时空叙事逻辑。
前面说过，《看守所长》和《险象环生》中的警察故事皆侧重于逻辑理性，走的还是传统小说的路子，而现代小说《借命而生》中的因果关系已无用武之地，更多的是荒诞叙事。
开篇伊始，杜湘东正在为调动的事儿生闷气。那时，他刚参加工作不久，觉得看守所不利于自己施展拳脚，认为自己在此地屈才了。可是，天不遂人愿——他并没有心想事成。紧接着遭遇犯罪嫌疑人越狱事件，而且刚好发生在他当班期间。对他来说，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这一起突发事件只是生活与他开的一个小玩笑，更大的玩笑还在后面。当年杜湘东年轻气盛、血性方刚，还想有一番作为，自然会暗暗发誓要把那个家伙亲手抓获归案。从此文本开始悬念跌起。如果循着“爱伦·坡侦探小说”套路，应该是一路追踪不弃、侦查取证，直至案件破获。事实上并非如此。自从许文革出逃之日起，杜湘东就没有放弃过追踪。他到许文革的单位调查案底，还多次到他家中了解情况。他在许家帮助崔丽珍做家务时，意外地截获一张从大同发来的汇款单。凭职业敏感，他预感此汇款单与许文革有关，便沿着汇款单上所留的地址一路顺藤摸瓜，并不远千里、不辞辛劳地赶赴大同。在当地大虾米警察的帮助下，他几乎接近许文革了，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煤矿事故，使他与许文革失之交臂。荒诞就隐藏在这一起煤矿塌陷偶然事件中，也隐藏在人物杜湘东的心理抗争之中。
自多许文革越狱之后，杜湘东心中的“憋闷”可以想见：
逃跑事件让杜湘东旷日持久地憋闷着。(《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P19)
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他的“污点”：由于他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P28)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前任看守所所长离开此所时，劝杜湘东“别想那事儿了”——将许文革抓获归案。同事老吴也这么劝他，他自己也保证“不想了”。虽然他口里说不想了，但“心理抗争”是少不了的。
生活总是喜欢与杜湘东开玩笑。当他“不想”逃犯许文革的时候，许文革却现身了。许投案自首说明杜湘东的此前十多年的付出都白费了，其努力与结果并不成正比，荒诞意味不言而喻。
杜湘东为了寻回一个人民警察的尊严，为了发泄心中多年追踪许文革而不得的怨气，他把许的哮喘药倒入厕所，并灌上自己的新鲜尿水，他那股强烈的挫败感通过孩子般的举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下作之举表明他是多么憎恨许文革。如果我们读者来个换位思考，才知杜湘东这么做情有可原(前面提及过)，与道德无关。他这么做，不仅他自己解气，读者也快意，毕竟他的所谓的政治前途因他而毁，他一辈子的大好青春都用来琢磨、寻找许文革身上了。可是，当他面对许文革的律师求情时，他的心又软了：
杜湘东便回过身，走到律师面前，接过对方递上来的纸笔。签完字，杜湘东再次转身，走向厕所，打算接着尿。但还没尿出来，他就跪了下来，头顶着哗哗作响的陶瓷便池，哭了。(P47)
杜湘东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前面所述，荒诞叙事隐藏在人物的心理抗争之中。杜湘东未亲手逮住许文革之前，对他恨之入骨。如今，他却帮许出具证明，证明许当年还救过人，此举旨在帮许减轻罪责。小说之末。杜湘东预感许文革要自杀，他火急火燎去救他，更是荒诞连连。
作者用反讽手法将杜湘东一生的境遇都写透了。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的， “存在就是受难”，“他人就是地狱”。不用说，许文革就是杜湘东的地狱。
回望并细读文本，才知里间还有多处荒诞。杜湘东本打算把刘芬芳送给他的礼物归还给她，从此结束这段恋情，一别两宽，没想到两个面临分手的恋人“破镜重圆”了，这又是一重荒诞。许文革越狱事件反倒促成了这对鸳鸯，杜湘东把礼物还给刘芬芳纯属徒劳等，现实世界真的不可理喻。
只因为杜湘东冒着生命危险追捕越狱者，刘芬芳才把杜看作心目中的英雄，毅然决然地嫁给他。事实上，追踪越狱者本就是杜湘东的份内之事，反讽之意溢于言表。
若干年后,当杜湘东若干次回忆起那一幕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与刘芬芳的爱情，算是他在八十年代的意外收获。(P19)。
如果说杜湘东与刘芬芳两人之间的爱情结晶得益于“偶然”，那么，瑞士迪伦马特的小说《诺言》却最终败给了“偶然”，突出的是非逻辑性。迪伦马特借用娱乐性侦探小说的外壳驳斥了因果推理“链”，论证了“偶然”的强大威力，完成了反侦探小说的新写法。同理，《借命而生》也是一个反侦探文本。
尽管《借命而生》是一篇被解构的侦探小说，但是警察形象并没有被解构。凸显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管教民警杜湘东这个人物形象不仅让读者刻骨铭心，而且滋润心田。此外，文本中的人性亮光随处可见，让人从中读出温暖与感动。
作者简介
张友文，湖北警官学院教师、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学员、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全国公安文联侦探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作者、全国地方公安院校首次开设“公安文学”选修课主讲者、全国首家“公安文学网”创办者、《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学教育》等杂志专栏作者。曾出版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