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传承与重建

 

改开40年话题：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传承与重建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周治南

 

【摘  要】人民不仅有物质的需求，更有非物质的需求，精神生活层面的满足感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坚持“文化立国”“文化强国”才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梦想与追求。1978年以来的40余年里，“中国速度”让世人震惊，震惊的背后激发着沉重的文化立国思考。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具有通性，又各具优势。一方的文化优势可能是对方的文化短板。优势互补，聚同化异，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和科学精神等文化理念，在东方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含量较低，是现代中国尤其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先进文化。贵和尚中、厚德非攻、天人合一、圣贤文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生态性就是解放思想，就是鼓励公平竞争、社会创新和科技进步，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重要的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建立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轴心，强调文化立国、和合发展，引领中华民族雄赳赳，气昂昂，走进新时代。

【关键词】中华文明  西方文明  聚同化异  解放思想  文化立国  和合发展  

 

 

美国学者波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感言：中国过去30年在经济发展上的奇迹，说明中国在走一条也许不是最好的却是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它的特点是循序渐进或因需渐进的。从经济改革来讲，是先城市后农村，先沿海再内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走上小康的阶段。在政治上，是先基层选举再逐渐推广到上层选举，先党内民主再全民民主，先法制再选举。这种思维应该是对的，但是最终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要让人活得有尊严、有公平、有自由，但这一点上并没有圆满完成。^[1]人民不仅有物质的需求，更有非物质的需求，精神生活层面的满足感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如果论模式的话，它是个不完整的模式。真正完整的中国模式需要有第二个奇迹出现。第一个奇迹是邓小平创造的经济制度的突破，第二个奇迹应该是适应新经济制度成长的文化体制创新。作为华裔学者，李成的言论不乏善意和对“第二个奇迹”的期待，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诚然，目前中国有许多工农业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但中国文化却未能有效地同步传播。以往，我们所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努力是必须的，但文化建设也不能放弃。坚持“文化立国”、“文化强国”才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梦想与追求。

一、用夸父逐日的姿态迎接挑战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深刻影响力的民族。“天下观”是这个民族最为古老的文化心态。在周代，中国亦称“中土”，专指京师，其后泛指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将周边称为“四方”和“四夷”。中土以外的四夷，主要是羌、戎、夷、狄、苗、蛮，通称华夏，华即花，和而不同、多样并存的意思，与中土并称中华，这便是中华民族的由来。到了秦代，中国才有了“大一统”的国家概念，并与周边民族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延续至今，形成了拥有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疆域的国家。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它存在核心，以天朝上国自居，但不存在边界，非核心区民族均得拱手称臣。受地理发现能力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古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体制和现代“和平共处”的民族国家体制的想象基础和认识基础是不一样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文化所到之处，就意味着权力覆盖，华夏文化专制属性突出，明显含有几分霸气，但这一文化传统在近现代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发生了逆转。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开始谋求推翻专制制度。接着抗日战争爆发，集权又成为非常时期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这使蒋介石政权重又回归到专制状态。当时《新华日报》等报刊曾多次撰文批评蒋家王朝搞一党专政，搞家族统治。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民族危难使“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全民共同认可的精神坐标。这一精神坐标旨在重建民族尊严，迄今仍是构成中国当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因素。

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与外界隔阂已久，中国人民对世界局势的发展知之甚少，一时间找不到前进的坐标。天朝上国已成历史，风光不再，我们和世界文明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这种落后局面给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不少挑战，给改革开放带来了诸多困惑和阻力。1986年，中央电视台适时推出了电视专题片《迎接挑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

“……时间观念在迅速变化。时间计量单位由年到月,由月到日,由日到时,由时到分,由分到秒,在现代科技中,又缩短为毫秒、毫微秒、微微秒……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时间计量法的变化,多么令人遗憾! ‘一慢、二看、三通过’ 这句交通安全口号,竟成了某些人时代观和时间观的绝妙写照。难怪某部门引进一套设备,从申请到批准,竟用了1234天；某地一个拆迁征地文件,竟盖了368个公章；某建筑工程13年拖而不决,被称为 ‘胡子工程’……难道商品有价,时间无价？既无春华、又无秋实,慢吞吞的节奏断送了多少年华!视虚度为沉稳,无异于漫步在生命的沉船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高速度、高效率、高效益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无情地冲击着陈旧的经营思想、僵化的管理体制及缺乏竞争力、开拓力的社会劳动组织！

“迎接挑战,这是全中国每个公民的责任；抓住时机,这是整个民族繁荣昌盛的起点；后来居上,这是光明的前景和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新技术革命给予我们的新的哲学思考。然而,科学的思考并非易事,真正的勇士应当直面冷峻的现实。现实赋予我们机会与挑战,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资格再一次坐失良机! ……”^[3]

《迎接挑战》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在国内引起了轰动效应，此时的中华民族如梦方醒，正以夸父逐日的民族精神，接受着世界文明浪潮的冲击和考验，迎接着文明带来的各种挑战！

1978年以来的40余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了9.8%（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6%），这个速度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四倍，使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四番。从高速增长所延续的时间和保持的速度来看，这种长期的高速增长现象不仅为农业经济时代所未见，也是300年来世界工业化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所未曾出现的。“中国速度”让世人震惊，震惊的背后激发着沉重的文化立国思考。

二、中西文化的通性与差异性

能够延续至今的文化一定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合理性方面，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具有通性，又各具优势。这些通性和优势是文化的中流砥柱，分别支撑起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别具风范、巍峨屹立、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文化大厦。一方的文化优势可能是对方的文化短板。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优势互补，聚同化异，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范式。

（一）西方文化精髓

西方文化由希腊、罗马、基督教三种特质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组成。希腊文化强调理性，在理性和现实之间谋求和谐；罗马文化物欲和功利色彩浓厚，在野心与制度之间谋求平衡；基督教文化视现实为罪恶，进而谋求人性超脱，并将人生彼岸理想化。这三种异质文化的长期碰撞与融合，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四大精神支柱：

1.自由精神

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源于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古罗马的制度文明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自由精神说白了是一种生态性，生态性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它的特点是和谐性与竞争性的统一。自由精神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承认并允许竞争，个体不仅追求利益，而且讲究效益，富有冒险精神、批判精神和挑战精神，它是西方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一种理智的表达，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与鼓励。

2.民主精神

民主是一种超越专制的、更符合人性的、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和决策方式。民主的前提是自由意志，是尊重个体，是平等的公民待遇。希腊的商业文化和罗马的城邦国家事务催生了西方的民主传统，这一优良传统在西方自治城市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成为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与制度中轴。这是中国农业文明和长期封建制度背景下难以企及的。

3.法制精神

法制精神是为了建立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法制精神是对自由精神的一种有效调整。个体的自由必须纳入法制的框架之下，即不允许发生侵犯他人权利的后果。西方的法理源于希腊商业文化的游戏规则和古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度，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也袭用了这个世俗观念，并产生了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和公正性的审判制度和陪审制度。由于长期的社会培育，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法律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4.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历史延伸，是一种分析思维，它注重细节，强调实证，严谨求真，努力解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习惯于感性地、笼统地、宏观地、经验地、武断地、整体地看待各类事物，甚至视科技为雕虫小技，相对于科学性而言，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容易闹出“外行领导内行”的笑话来。

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和科学精神等文化理念，在东方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含量较低，是现代中国尤其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先进文化。

（二）中华文化精粹

中国文化生生不息，传承至今，靠的是什么？是道德仁义、理气均衡。道乃大道、天道，意即公理；德乃德行，指遵从、顺从“道”的个人修养；汉字“仁”的字面结构是“二”与“人”的结合，“二”乃天地，人在其侧，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取天地人和、大公大爱之意；“義”（义）为“羊”（牺牲）、“我”（仪仗）会意，与“利”相对，其内涵表达的是正义与为正义而奉献的精神；“气”有阴阳之分、盛衰之别，是维系万物运行与存续的物质基础，需要均衡调理，与相对论原理一致，是相对论的早期雏形。这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博大精深，颠扑不破，传承至今。它作为精神遗产，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华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贵和尚中

“和谐观”源于“易理”中的“太极观”。老子有“无为而治”的“道统”思想，表达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化生万物、欣欣向荣、自然和谐的原理，也含有物极必反的警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保持和谐发展的最佳状态，与西方的自由观学理相通，法理相融，相辅相成。和谐观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最原始最基本的哲学态度和行为范式。阴阳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它认为世界由阴阳二气组成，呈现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形态，和而不同，不断地运动变化着，周而复始，无穷无尽，衍生万事万物。贵和即建构和谐环境，是具有相对性的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互惠互补、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尚中即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相对事物之间通过人的参与和人为干预来谋求动态平衡，不偏不倚，阴阳对等，实现永恒发展。这种情态与西方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大相径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他人的对立、人自身的思想分裂，以及宗教的对立、民族的对立，这些对立甚至激化为战争。中国主流传统文化讲中庸，讲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力求避免强化对立，追求对称、平衡、和谐和稳定。两种文化各有优势和弊端，二元对立的文化激发了西方自然科学的进步，激发了民主政治的活力。中国贵和尚中的文化则更具包容性、平衡性、有序性和稳定性。

2.厚德非攻

“德”和“攻”是一对矛盾，举此必然抑彼。《周易》中有一句卦辞曰：“天行健（宇宙运行不息），君子（帝王）以自强不息（因循天道才能保持强盛的社会发展势头）；地势坤（大地生养万物），君子以厚德载物（包容并领治天下）。”^[4]“厚德”即大仁大义。对于国家，要施“仁政”，对于人民，要树立君子风范。殷商时代，社会宗天尚鬼，世风日下。周人提出德的观念，深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周公是“德”的主创政治家之一，他建立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治国纲领——周礼。后世学者多围绕“德”来做文章，老子的道德观，把顺应客观规律视为大德；孔子的仁德观，把改善民生视为大德，墨子的兼爱观，把平等待人、互惠互利视为大德……中国礼教道德以伦理规范为总纲，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为大德，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前者重在调整君臣关系，后者重在调整社会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对于对立面，甚至强调“以德报怨”。墨子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主张“非攻”说，是世界上主张用非暴力方式处理国家事务与民族冲突的第一人。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以修行的方式积德扬善，非暴力意识更为浓厚。以恶抑恶的暴力倾向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一贯占据着主导地位。基督教的上帝和恶魔对立观念将暴力观念延伸至民间，将暴力合法化。这种暴力倾向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穷兵黩武，一直是西方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首选方式方法。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非暴力”思想总是停留在理想状态，“以德报怨”的宏愿也被束之高阁，“尚武”思想、阴谋政治和暴力倾向肆虐，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和谐局面。

民主文化是一种可以和平转移权力并推进国家持续发展的崭新模式。如今，包括我国在内，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陆续选择了放弃暴力、宪政治国的和谐社会形态。

3.天人合一

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以来，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疑问就是人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传说，最为著名的是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说，并且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创造了情感和欲望，这样，继自然崇拜之后便产生了生殖崇拜，接下来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祖先崇拜。于是有了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降龙伏虎、愚公移山等人定胜天的系列传奇或传说；有了开凿运河、兴修水利、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历史壮举，完成了中国人信仰体系中从神本到人本的观念变革。尽管天命观仍然根深蒂固，但中国人还是首先发现了人自己，发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发现了人的伟大，由此提倡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比西方启蒙运动早了1600余年。墨子尚力非命，旗帜鲜明地肯定人力和反对天命观。西方和中东是敬畏自然、敬畏天神，天人殊别的，像人定胜天这些中国早期的进步观念在西方中世纪的核心价值体系中鲜得一见。现代环境意识发展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人有智慧、有能力破译和利用自然规律，并有智慧、有能力和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保护自然资源，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定胜天体现的是人的因素第一，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现代中国人的基本信念。

4.圣贤文化

世界上各种文化发展的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人崇尚圣贤。圣贤不是神，而是德才兼备、具有非凡人格魅力和卓越贡献的世俗之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人就淡化了鬼神崇拜，发现了“人”自身的伟大，建立了以圣人为中心的历史观，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唯物论思潮便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发。中国史前文明中的圣贤称“氏”，比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他们的功绩在于发明和推广了住房、使用火和开发了新的食物来源，他们是建筑、能源和食物等学科领域的专家，是造福人类的发明家。“氏”原本是部落首领的意思，古人在口头传承的史诗中记录了一批受后代崇拜的人文鼻祖的名字，这些崇拜偶像被周人称作“氏”，其后有称皇、称帝、称公、称圣、称子、称祖师的，比如，周公、姜太公、老子、孔子、墨子、武圣关羽、巧圣张衡、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字圣许慎、书圣王羲之、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木匠祖师鲁班等。圣贤文化体现着“天生我材必有用”、“行行出状元”的精英思维，饱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竞争精神。圣贤文化也体现着中国传统的社会行为准则，它包括谦虚谨慎、顾全大局、隐忍大度、礼让淡定等君子风范。由于圣贤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因此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秦以后国家元首始称“皇帝”（“三皇五帝”的合称），再以后皇帝称“圣上”，孔子被尊称为“至圣先师”。直至现代，圣贤的概念被贴上“仁性”“佛性”“先进性”标签，堕落为统治阶级的装饰品。历来的圣贤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景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

“圣贤文化”不像西方中世纪“尊神文化”那样空灵和飘渺，也不像“个人崇拜”那样虚伪和狭隘，它承认人的智慧和功德，但绝没有把人抬到至高无上、不可超越的吓人地位。圣贤崇拜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

（三）中西文化通性探底

中西文化中共有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三点：

1.普天同“理”

“理”是东西方哲学观念的统一基调。“理”代表正义，什么是正义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中国人所讲的天理，即上天代表正义，等同于西方人所说的上帝是正义的化身（卢梭语）。天理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人间对它们实在不可捉摸，所以“理”与理想关联，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天理往往被权力所利用，成为统治者的私理！只有在民主社会，天理被公理所取代，演绎为法理原则和公民制度。现代科学特别是唯物主义者重新认识了理性的存在，即客观规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斗争哲学对后世理性思维模式影响至深。中国远古伏羲氏的太极两仪观，后来西方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观，都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世间万事万物必须尊崇的客观规律，这便是运动、分化、对立、冲突、平衡、整合等思想。中国早期老庄学说中的“道法自然”与西方理性传统具有一致性，讲的是如何尊重客观规律。中国古代“太极两仪”“阴阳二气”“相生相克”“化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关于“道”的科学假说，“气”即“基本粒子”，“阴阳”说界定了“基本粒子”所具有的正、反物质性状，已经被现代“相对论”、“量子力学”“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反物质”的理论与实验所揭示。自然理性在中国萌芽，在希腊开花，然后蔓延开去，在满世界结果。

2.寰宇有“爱”

“爱”是东西方伦理观念的统一基调，放下积怨、分歧、种族、身份和信仰，是爱的真谛。在西方，上帝也是爱的化身。中国道家的“道德”观（利而不害，为而不争^[5]），儒家的“仁爱”观（仁者爱人，礼者敬人^[6]），墨家的“兼爱”观（兼相爱，交相利^[7]）与西方的“博爱”观具有一致性，讲的是对所有人的人格尊重。佛教的“普度众生”，孔子的“有教无类”，与基督教用泛爱观阐释上帝仁慈的教育观具有一致性，讲的是教育不分贵贱。东方的“恕道”和西方的“人道”在内涵上有交叉关系，但由于价值观念的区别，发展方向迥异。西方人道主义的形成时间比东方的恕道精神要晚两千余年，并被后世演绎为人权原则。

3.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是人类先民原始公社（大同社会）流传下来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天下为公经历了社会私有化运动的洗礼，以“仁”（社会公德）“义”（社会责任）为核心，存在众多的社会表现形态。在古代社会，见义勇为的事迹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社会的侠义精神、现代版的雷锋精神，西方国家近现代的自愿者（Volunteers）精神，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便是这种为人类为社会公共利益和文明进步勇于担当与奉献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时俱进。西方文明归结为义不容辞的公民义务。董仲舒之后，中国大公无私的精神传统遭受到了专制政治的残酷摧残，至高无上的“义”被贬在“忠”“孝”“节”之后，被狭义化为江湖义气、朋友义气。南京大屠杀中，四个日本兵将2000余名中国人押赴刑场，没有一个人“振臂一呼”；重庆万州大桥公汽坠江事故中，面对骚扰司机的恶人，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改开以来，制假售假、黄赌毒贪泛滥成灾，一个大义凛然的民族何以堕落至此，值得我们全民族深刻反思！

4.百家争鸣

相传孔子讲学，三盈三虚。从城邦国家开始，对垒演讲就是西方政治家的竞选手段。百家争鸣是东西方共有的批判精神传统。中国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与西方希腊化时代的言论自由理念不谋而合，是世界批判精神传统的历史典范，但其发展命运与发展轨迹迥异。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是西方自由开放的思想基础，从城邦国家开始一路走来，历尽沧桑，言不设禁，集思广益，成为公民社会坚强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决策的民主原则。和西方小国寡民的历史状态不同，中国社会的一大历史特色便是国家的“大一统”。“大一统”强调共性建设，历代统治者都把意识形态安全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没有共性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稳定；没有个性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只有保持共性，发展个性，形成文化上的东西方优势互补，才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文明特色。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开言路才是兴邦之路！

批判精神是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一面旗帜。西方人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中世纪，中国人也不能在传统痼疾的定式中徘徊！中国要发展，要强大，要走向世界，就不能护短，就是要勇敢地拿掉“宗法思想”“官本位”这几个文化毒瘤，从而植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与世公认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形成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时代复合型核心价值体系。

三、构建观念互补的和谐型进步社会

文化的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不同。经济全球化将朝着一体化方向运动，包括产品规格的标准化、经济制度的同质化、流通渠道的共轨化，这些方面是世界物质文明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文化全球化的意义则刚好相反，它将维护和保持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包括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民族文化特质的传承、融合、异化和突破，这些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需要。因此，文化的全球化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封锁，但也绝对不是全盘西化，而应该是优秀文化的相互融合，其后产生的新生文化就更具有民族特色和普遍价值。要努力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就必须要有更多的中华民族文化元素走向世界。并且，这些文化符号必须具有鲜明性、鲜活性和普适性。鲜明性是说必须带有我们的民族印记和民族色彩；鲜活性是说必须在旧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构翻新，具有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普适性是说这种文化重构不能孤芳自赏，必须具备普遍价值，一带一路箪食壶浆，国际社会乐见喜闻。在经济建设领域，我们大胆引进，资源重组，市场配置，已经创造了成就斐然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要依靠两条腿走路，经济这条腿迈出去了，文化这条腿要跟上来。文化上故步自封，必然导致信仰失落、精神崩溃、道德滑坡，重庆万州大桥公汽上面对不法行为麻木不仁的满车乘客，便是这种文化塌方式堕落现象中的可窥一斑。我们现在强调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不少人仅从道德层面，将“中国特色”理解为儒家文化传统的全面复辟，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看待国际市场竞争，挥舞文化排斥的大棒加以应对，显然有失偏颇。抱残守缺不是进步！中国特色是文化创新的进步成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和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优秀元素的有机化合。“自由观”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和谐观”是中国文化的大梁。“自由观”和“和谐观”是兼容性很强的两种民族文化元素。两者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自由观与和谐观的整合将是文化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将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相互“妖魔化”或者“神圣化”都是一种不可取的态度。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自由观和和谐观都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两种表达方式和表现情态，整合的原则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势互补，优化重组”。失控的“自由”是对和谐的破坏，同样，统死的“和谐”是对自由的钳制，二者的调节杠杆不是“冷战”意识，不是专制态度，而是科学发展观及其派生出来的法律制度和文明规则。

有人说，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8]此言不虚。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代表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绝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有着海纳百川的博大文化胸怀。但由于本土文化的惯性作用、侵略战争的历史创伤和冷战期间封闭的政治环境，其已和世界先进的文化趋势产生了一段距离。

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讲民主、讲平等。要讲民主、讲平等，首要的任务是扫清实现社会公平的障碍。社会公平的衡量标准在社会分配，分配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公民（含法人）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即民主权利）的平等分配，其次是该权利的延伸系统，包括发展机会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劳动成果的分配等。我们现在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提倡政治、思想、文化、经济领域里的“生态性”“多样性”“公平性”，正在努力构建“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构建是政治的、经济的，其最终意义是文化的。

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两型社会”。和谐社会的文化内涵就是社会公平、有人权保障、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融洽、平等友爱、安定有序、发展目标一致，没有先进性与落后性等政治特权思想，没有暴富与赤贫等政治投机性的利害冲突，不管是人文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不会恶性循环而是可持续发展。从《周易》阴阳平衡说到儒家的中庸之道，和谐观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观念和哲学态度。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一以贯之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执着追求。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认识水平的低下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旧时代中国社会环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和谐的局面。现在，我们有现代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有民主社会制度倡导社会公正，这一切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优越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民主社会制度就其实质而言具有兼容性，而和专制主义社会制度水火不容。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态性。鱼生活在水里不觉得呛，松柏长在雪山上不觉得冷，是因为各有各的活法。生态性主要表现为适应性、多样性、有序性和竞争性。音乐之所以悦耳动听，是因为其音符组织方法具备生态性。如果只存在一个音符，音色、音高和音强都不存在丰富性、对比性、映衬性和配合性，就谈不上“和谐”二字。单调的事物是无所谓和谐不和谐的。和谐社会首先是生态社会。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生态性就是解放思想，就是鼓励公平竞争、社会创新和科技进步，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繁荣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建立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轴心，强调文化立国、和合发展，引领中华民族雄赳赳，气昂昂，精神焕发地走进新时代。

中国坦言：今后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对外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输出发展模式。^[9]中国所做的只是解决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或者更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的“中国梦”，有别于“美国梦”、“欧洲梦”，也不同于当年的“苏联梦”。中国的内环境首先应该是和谐的生态文化环境，只有这样，中国和世界才具备兼容性和和合发展的可能性。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可谓轰轰烈烈，可歌可泣，但时至今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情实际，惯性强大，革命不可能指望一蹴而就。只有因势利导，以尊重传统、正视国情、面向世界的姿态投入改革，才能实现平稳过渡，这或许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大智慧的一种表达！

 

参考文献：

[1]李成（美）《中美都不应互相妖魔化对方》，《环球时报》[N],王文采访整理2011.6.6

[2]《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古诗文网[OL]so.gushiwen.org/shiwenv_ae3e0de45c91.aspx

[3]周治南等《实用语文》[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P242

[4]周文王姬昌《周易》，古诗文网[OL]so.gushiwen.org/guwen/book_6.aspx

[5]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古诗文网[OL]so.gushiwen.org/guwen/book_28.aspx

[6]《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古诗文网[OL]so.gushiwen.org/guwen/book_11.aspx 

[7]《墨子·兼爱下》，古诗文网[OL]so.gushiwen.org/guwen/book_29.aspx

[8]回良玉《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菩提心网[OL]，2003.9.24.

[9]郑必坚《中国不会对外输出革命和发展模式》,新华网[OL]2006.9.22

 

作者：周治南，1951年生，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中华大学语文网站站长。

      本文为武汉社会科学院基金项目《大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