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江：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杨之江

 

凡是60多岁的人都曾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叶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当年我作为四清工作组的成员之一被派往云南边远的山区农村参加了这一运动。虽然只有暂短的三个月时间，却是使我永生难忘。

1966年的九月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的轰轰烈烈，但远在云南的边远地区却还无声无息，没有闻到丝毫的文化大革命气味。我当时是武汉市赴云南的支边青年，被安排到银行系统工作，又被抽调到社教工作队。

当年我仅17岁，完全不谙世事，只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受锻炼的机会。可这次经历着实让我感受到了斗争的残酷，也让我比较清楚的看清了边远高寒山区农村骇人的贫穷和困苦。

 首先是集训：所有被抽调参加社教运动的人员都集中到地区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习。学习的内容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社教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社教开展的方法和步骤；对工作队员的要求和纪律；最后是社教运动完结的验收标准，以及工作队员离开生产队时社员对其的评价。15天内，我们每天听各种报告，听领导传达中央及上级各部门的文件精神。除认真做笔记、学习讨论发给的文件手册等外，还要各自表态，坚定立场，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集训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个内容：即把前期派出参加四清运动在工作中犯有所谓错误的人员，拉出来亮相批判。我记得有个某县县委宣传部的叫和家修的丽江纳西族籍队员在第一期运动完结后出村作总结时有这样几句话：农民家中的碗越吃越小，筷子越吃越粗等。意思是农民家的碗筷不洗干净，不讲卫生。由是被批判为污蔑和丑化贫下中农，阶级立场有问题。我第一次见识如此批斗人的场面：只见被批判人站在台下，低头弯腰，双手垂立，愁眉不展，灰头土脸，听他人的言辞激烈的发言。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种斗争场面，不由得紧张十分，阵阵颤栗。其实这比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要文明了不知多少倍。

在地区10多日的集训结束后，社教队员便开始分队分组奔赴生产队。我被分配到永胜县当时的东山公社河东大队。从县城到大队没有公路，当然也没有汽车了，一百多里路全是高低崎岖的山路，大半路程都是上坡下坡，上山下山，很少有平路可走。我们全队11人背上各自的行李从清晨起就开始了艰苦的跋涉。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做长期运动的打算，所以将很多物品都带上了，称了一下，有57斤重。万万没想到的是100多里山路居然不能坐1分钟的汽车，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供使用。57斤重的行李全靠自己肩背。这对一个刚从城市到农村的尚未成年的我来说不是艰辛而简直是残酷。但是没有躲避的可能，也没有人同情你，谁也不能帮你什么，社教队有严的格纪律，这份苦必须自己承受。

  出发伊始，我还充满信心，1个小时后，就感到有些吃力了，但尚可坚持下去，但越到后来越力不从心，尤其是上山爬坡，沉重的行李就如山一样压在背上，直不起腰来。下巴几乎磕到大腿的膝盖。汗水雨淋一般往下淌，模糊着双眼。背包带勒在肩膀上，火辣辣的灼痛，背和包行李的油布沾在一起，不透气，更是象火烤。我就这样艰难的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抬眼看看队里其他的人，状况不一。常年下乡工作的人，天天山里来山里去，背行李走山路是平常的事，显得并不很累。可有些整天坐办公室的人，也显得狼狈不堪地样子了。随着路程的减少，休息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三分之二路程过后，我实在是迈不动腿了，我脚上的血泡痛的钻心，有几次我一坐下来休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干脆就躺在地上睡，我实在顾不了什么纪律什么脸面了。带的水早就喝完了，深山老林里，走几十里看不到一户人家，人如果是死在这里，何时才会被发现。我们队里有两个也是银行系统抽调出的人，他们在银行的区营业所工作，尚不认识，但同是一个单位，偶尔他们和我互换行李背，他们的行李要轻一些，然后一路上说几句话。他们只能做到这些，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疲劳不堪。整个行程中我一直是一个人远远地落在后面，有时连人影都看不到了，队长只好派一个人专门跟着我，怕我走迷了路，可他却没有帮我背一分钟的行李。

山里的景色确实很美，正值夏末秋初，阳光已不是那么炙热，秋风阵阵吹来，使疲劳不堪的人觉得神清气爽。树林里，野花芬芳，树叶随风发出阵阵飒飒声，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如画，异常动人。放眼望去，这里有着城市里无法想象的大自然美。到处是茵茵的绿色，没有污水，没有灰尘，没有喧闹，除了鸟儿的叫声，整个人都沐浴沉寖在夹带着清馨空气的微风中。只是这无限美妙的风光，我却没有那么好地心情去顾及欣赏，我浑身的骨头完全像散了架，喉咙干的冒火，脚上的泡使我再也不想往地上迈出一步。这路何时才能走完，目的地何时才能到达？帮助带路的老乡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翻过这座山头不远处就到了。可是一个一个山头翻过去了，还是不见目的地，向导永远是那句话“不远就到”。太阳渐渐向西下沉去，拉长了每一个队员疲惫的身影。大家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公社，否则走夜路更加困难。工作队队长做起了思想工作，念起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并说我们是地委派出的工作队，每人都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现在就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刻了。

这些由机关人员组成的的工作队员大部分都走不动了，当然最糟糕的是我。不到17岁的我对政治任务没有多少领会，但我明白，不走完这段路，我一个人只能在这深山老林里露宿，所以只有咬牙坚持跟着大家一步一晃地往前走。幸亏来云南之前我住在大学的校园里，有锻炼身体的环境和条件，我又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这使我有了一副健硕的体魄。这生平第一次超负荷的忍饥挨饿长途跋涉，居然没有昏厥，这也算是奇迹。大约晚上八点多种，我们终于到达了公社。

天完全黑了，只能看到几栋房子的影子，偏远山区没有电，只有几盏煤油灯发出闪闪的弱光，有黄又暗。和公社领导见了面，最急迫的事情是找水喝。解决了口渴的问题后就忙着张罗做饭，填满饥肠碌碌的肚子。但我纵然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也顾不上吃饭了，脚也不泡，因为脚上的泡破了之后遇水会钻心似的疼，我打开行李，倒头就睡。

  我被分配到了河东大队的1，2，3生产队，与我同往的是县供销社的赵克明，福建福州人，当兵转业到地方。生产队的一位干部给我们二人带路。上世纪60年代的边远农村，尤其是大山里的民族地区，根本没有公路，一切都靠人背马驼。又是半天的路程，半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了生产队。

我和老赵两人负责三个生产队，1队和2队相隔较近，3队还要走几小时，我完全不能再走了，我宁愿负责两个生产队，老赵再走几个小时去第3生产队，翌日，我们就分手了。

贫困山区的生产队，一共只有十多户人家，却遍布几处山好几里路，有的在山腰，有的在山脚，找一块稍平整的地势建一座房子，便是栖身之地。基本都是单家独户，相互隔绝，近点的距离几十分种路程，远的要走一小时以上。两片山，喊话听得见，却难以走到一起，“望山跑死马”即是如此。到了生产队首先是选住户，按政策规定不能住在干部家，更不能住在“地富反坏右”的家，只能住在全队最穷出身好的，苦大仇深的贫困人户家中。我被安排在了一户50多岁的无子女的老两口家里。当我进入了这个家里，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一贫如洗，一穷二白。所谓栗粟族的房子，就是用直径十多公分的树杆四周交叉着排放起来，大约两米多高，然后架上椽子，椽子上面的瓦是以树皮代替，用石头压住。树杆之间的缝内外使用泥巴糊起来，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当我走进房内，一片漆黑，闭上眼睛一会再睁开，大体看清了房内，几乎是什么也没有，家徒四壁。有两个翻盖的木柜子，几个背篓里堆放着几件衣服。最显眼的是地上放着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梁上吊着几串扎着把的包谷。房子中央是火塘，火塘上面是吊锅，火塘的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不用时用灰盖起来，用时将灰扒开再加上柴，一会火就燃起来了。火塘两边是竹席，这就是床，没有垫褥和任何盖的东西，晚上睡觉就是生火烤，胸前烤热了就翻身烤背。因为常年累月的烟熏火燎，房子里面各处都是漆黑一片，就如涂了油漆一般。进门后，队长与老两口用栗粟族语言说了几句就与我告别走了。我与男主人各自坐在火塘边的竹席上，竹席上任何时候都有火糖里冒出的灰，你也不用抹，抹了也没用。男主人开始煨茶招待你。用一带把子的比喝水的杯子还小的土陶罐放在火塘边，掰一小坨茶丢进茶罐，放一小撮米及指甲盖大小的一片肉，加点盐再加水就放在火塘边煨。这对我已不新鲜，华坪的栗粟族也是这样煨茶，我喝过了多次。一罐茶煨几分钟，倒进碗里只有一小半，喝进嘴里苦的难以忍受，渐渐也就习惯了。茶是栗粟族人的必需品，不喝就如生命受到威胁一样。他们每天都煨茶，只要坐在火塘边就会煨茶，就是山坡上劳动歇息有时都会煨茶喝，所以他们对茶的消费极大。随后我被房东安排在隔壁一房间，同样的没有床，桌子和任何家具。所不同的是我睡觉的地上有几块凸凹不平的木板而不是竹席。还堆放了另外的一些杂物。这里没有电，也没有油灯，晚上全靠火塘里的火光或者点一块松明子照亮。

  我的“四清”生活开始了。翌日晚上，我以四清工作队的身份召集两个队的社员开会了，按照四清队员集训时所布署的步骤我向社员们传达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意义，传达了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有关精神，然后讲解了四清运动的内容和大体时间表，并宣布这两个队的社教和四清运动从现在开始。最后还与社员们说明了四清工作队员的纪律，要与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大家给予监督。我生下来至现在17岁没有开过这样的会，由我主持，而且要讲这么多的话。事先我做了很认真的准备，开会时仍然十分紧张。一个多钟头下来，我讲话念文件等等告一段落了，便请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发言谈谈对这次社教及四清运动的意见和看法。两个生产队集中在一起开会的人数总共不到30人，一家来一人，有些家是否来人我也不知道。两个队真正脱产（实为半脱产）只有4人，每队2人，即队长和会计。没有人发言。几十个人围着火塘，挤满了这间队里的不大的屋子，火光摇曳，人影晃动，火塘里的柴火发出不断的噼叭声，社员之间小声说这话，偶有笑声，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生烟草的味道。许久没有人发言，只有队长打破沉默，开始说活，也是表态。说的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有关指示，拥护社教和开展四清运动，带头接受社教，积极参加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运动中，并要求队里的社员群众一定要持积极态度，对干部和队里存在的问题要敢于揭发和批评........，队长比较能说，这是2队的队长，他的汉语是来参加开会人员中说的最好的。即是如此，他的发言中也不时夹带着栗粟族的语言。我是很仔细的听，听明白了他的发言所说的意思。至于1队队长不会说什么话，汉语也说不流利，多数是民族语言，我也无需费心费神去听去猜了。这些生产队是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高寒山区，民族地区，不通公路，不通电话，几乎与世隔绝。学校和卫生所在大队附近，供销社的购销点和大队在一起。我后来慢慢了解到，队里很多年纪大一点的社员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甚至有个别人连公社也未去过，汽车什么样也不知道，我感到无比的吃惊。那时体制是三级所有制，县的下属直接就是公社，然后就是大队和小队。公社就是后来的区政府，又演变成乡政府，人民公社从改革开放以后全部被取消了。

第二天，我单独和会计了解情况。队里没有专门办公的房子，社员群众在一起开会唯一的一件屋子里，除了几个火塘外，桌子板凳什么也没有。因此，会计就在自己家里办公，好在有一个四条木腿钉上一块板子权当桌子供会计做账用。

首先要了解的是全队人员的阶级成分，有没有地富反坏右，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最重要最需要掌握的情况。有了地富反坏右，就有了阶级划分，就有了阶级斗争的目标，就有了想象中的敌人。出了任何问题，首先是拿这些地富反坏做为怀疑对象，加以分析，以此掌握阶级斗争的动向。可惜，这两个队里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在这偏远荒芜的深山沟里，祖祖辈辈刀耕火种着几亩山地。老天作美，一年下来刚能果腹，如碰到点灾害，连吃饭都困难，家家贫困如洗，何来什么地主富农，连中农好像都没有。至于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根本不存在，右派是什么，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我要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队里和社员的基本情况：如人口构成，文化程度，党团员人数，年产粮食，工分值，交多少公粮和余粮等等，为以后清理物资财产，清理经济掌握第一手资料。几天里两个队的基本情况摸底后，我陷入了沉思。17岁的我面对社会问题，面对中央发起地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生平第一次开始了如此用心的思考：我在想，对这两个生产队和社员的“一穷二白”究竟清理什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要说清理组织，这两个队没有一个党员，更谈不上党组织；要说清思想，清政治，我觉得这些老实巴交的社员，又没文化，也没有见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信仰，思想简单，连汉语都说不清楚，终日想的是如何吃饱和穿暖，空闲下来就在太阳底下把衣服脱下抓虱子。所以要清理他们是否有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也真是一种笑谈。至于清经济财产等就更无稽了。两个生产队每年都要向国家交部分公粮（表示为国家做了贡献，）。但社员几乎每年缺粮，国家便又发放救济粮，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生产队里没有付业收入，没有余粮可卖，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没有现金来源，一个社员劳作一天只值几分钱，年底最多分点粮食，无钱可分。社员干部均如此。清贫之至，如碟装水，一眼见底。何来钱财物可被侵占，被贪污。我不明白这些偏远高山里的民族世世代代是如何繁衍生存下来的。工作队每10天或半个月集中汇报工作和学习一次。以我当时的年龄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我只能作最基本最简单的汇报，实在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再说这两个队本来不存在什么复杂情况。工作队长反复思考和讨论后指示我：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为主，时时注意生产队的各种动向，我本人要坚持搞好“三同”。后来回想起为什么要强调我搞好“三同”，原因是我负责的生产队既然没有复杂的“运动”和“阶级斗争”可搞，就必须坚持三同中的同劳动，每天和社员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否则，我就无事可做了。

我被选中的住户是一对老两口子，有50多岁了，姓什么我已记不住了，是那种典型的老实巴交而又贫苦的农民。由于语言的障碍，他们是否有子女家里是什么情况我都不得而知。这里的习惯都是吃两顿饭，上午大约9—10点吃饭，吃完之后就去上工。大约在下午5点左右收工返回吃第二顿饭。运动期间每天晚上在生产队里集中开会学习，或者开批判会。我负责的两个生产队没有可批判的对象，就只能开会和学习。那个时候，中国人大都没有手表，机关单位戴表的人也不多，我刚参加工作，更没钱买手表。就是后来的几年里，存了点钱买了表也不敢戴，怕被指责崇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两个生产队里没有任何人戴表，好像连只钟都没有，掌握时间完全靠经验估摸。这里的农民，天亮了不久开始做饭，吃的东西我至今难忘，基本就是包谷，洋芋（土豆）。包谷竖在火塘边烤熟了吃，洋芋是埋在火塘的灰里烤，熟了就把皮剥了吃。再就是包谷饭，包谷磨成粉后倒进吊锅里用水搅拌煮熟后吃，不粘牙，吃的满口转。最好的食物大概算是荞麦磨成粉捏成粑粑放在火塘里烤，烤熟后拍一拍，再把灰吹一吹就吃。若是用苦荞做粑粑那就苦得很，但比包谷和洋芋要好吃些。无论是吃苦乔粑，还是烤包谷和洋芋都没有菜，煨一罐油茶，边吃边倒茶喝。说是油茶，实是将指甲盖大小的一片腊肉放进茶罐，头两灌有点油星，再煨出来的连油星也看不见了。如果吃包谷粉搅拌的饭，就顺手在门口的菜地里拔两棵有叶子的菜，也不洗（高山上的菜不施肥，也没什么虫，比较干净），用柴刀把带泥的帮子切掉，用手扭断几截丢进烧开了水的锅里。倒进水之前，割一小片挂在墙上的腊肉，在锅的四周抹上一抹，算是放了油。这里没有大米，只要在生产队里吃饭，就见不到一颗大米，都是山地，坡地，没有水田，当然不可能有水稻。但我也没见到过面粉。进入秋末，农活虽不算很紧张，但每日都要出工，收包谷，收芒茎（如罗卜一般，短而粗），犁地，施肥。队里没有养猪，但有一群羊，每日出工被一篓羊粪倒进地里。羊圈里的羊粪有时还有些稀，背在背上，上坡时一倾斜就灌倒到脖子里而流淌进后背。干些的羊粪和牛粪就用手掰开撒向地里，掰了粪的手在山上也没有水洗，中途休息，煨茶考包谷两只手相互搓一下就直接吃东西了。这里是地广人稀，广种薄收，到处是坡地，一块梯地都没有，更不要说梯田了。没有水，也没有水利设施，全靠老天下雨，有雨就有收成，无雨只有眼看着庄稼旱死。山上有泉水，人居住的地方就用竹筒把水引到屋边的水塘里，吃喝用的水就解决了。我当时想，这些栗粟族为什么不搬到平坝区去生活，一定要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我想不出答案。这里的山民十分老实淳朴，一日收工返回，村里一孩子大约7--8岁拉着我跟着他走，大约走了几里地，孩子指着一片地里的植物让我看，我没见过罂粟，但我想这可能是罂粟。稀稀落落的一片，不多，有几颗还残留着花，紫红色，很好看。我不知道小孩为何引我来看此花，也不知道我是否认定此为罂粟。因为罂粟是热带植物，在这气温较低的高山上难道会有？返回路上，孩子走不动了，我只能背他回去，到了生产队，他在我背上睡着了。几个社员见我背着孩子回来，以后对我就亲近多了，有时主动和我说几句话，甚至开开玩笑。虽然很难听懂，但连比带划总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这期间，差不多每晚都要把社员召集来开会学习，社员不来不行，这和工分挂在一起。学习内容是上级的一些文件政策以及报刊杂志的一些文章，然后是讨论。正规发言一个都不会说，只能聊聊天，闲谈吹牛，时间差不多了，散会。散会后社员各自回家，我有时还需和队长会计讨论一些队里的事情。有一日走晚了，一个人点着火把回到住户去，半路上火把熄了，手电筒两天前已没有了电，大队购销点才有电池卖。天虽然还有点亮光，但看着前面的路模模糊糊，天地笼统相连，不知该如何向前走。平时都有社员同走一段或与房东一起返回，今天一个人，又没有了火把，黑暗如一堵墙一样压过来，天好像越来越黑，空旷的山野无声无息。无边的孤独从心底升起伴随着恐惧和害怕，整个人如游魂般在空荡的山谷和深邃的黑夜里飘荡。我颤颤悠悠一步一步往前迈着脚，生怕一脚踩空滚到山沟里。但是我又不能不走，眼前黑沉沉的一片，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却又不能不往前挪步。急的想哭，手里紧紧捏着一把匕首，总觉得会有一头野兽突然跳出，满手满身的汗，心跳的声音在谧静的深夜格外响亮。终于听到了狗叫，我有救了。

我最盼望的是每隔15天左右一次的工作队集中。集中地点是在大队，时间是2---3天。虽然要背着行李走几个小时的路，但我也愿意。而且通过这段时间每天的劳动和走路的锻炼，爬山涉水我已不在乎，随时背上行李都可以走上几十公里。每次到大队集中，对我来说就如碰上过节：第一可以有人在一起说话及交流；第二，最主要的是，可以吃到大米饭，可以吃到有点油脂的煮菜。每次工作队集中队长都托大队购销点的人买些大米煮上一大锅米饭，然后煮一大锅放了有点油的南瓜，大家可以当作山珍海味一样饱餐一顿。一开始我不懂，先装一碗不紧不慢的吃，再去装第二碗，却已见了锅底，早被他人抢完了。以后，有了经验，第一碗少装一点，赶快吃完，第二碗装满，加上南瓜菜，坐在一旁慢慢的吃，细细的享受现在看来跟本不屑一顾的下等食物。在大队集中，煮饭每人按半斤米的量下锅，大家肚里都没有油水，半斤的量根本不够吃，我那时还在长身体，一顿吃一斤的量也不会嫌多。

我在东山公社的河东大队1、2小队呆了两个多月，即我在这里当了两个月的四清工作队队员后，四请工作队开始人员调整，至于为什么调整我不清楚。我被调到了仁里公社的双河大队。这个大队虽然也是山区但好歹通一段公路。我背着行李，顺着公路走一截路拦一截车，不管是什么车，牛车，马车，货车只要能拦下同意我坐，就顺路搭一段。那个时候我已不惧怕背行李走路了。就这样，我一个人从东山的河东大队来到了仁里的双和大队。这个大队也是居住着傈僳族，但他们是花栗，不是东山的黑栗。区别在于花栗妇女衣着有色彩，黑栗的衣着主要以黑色为主。据说花栗的生活境遇比黑栗的要好一些，生存条件要相对强一些。

我到达双河大队的当天下午，在工作队里遇到了我们同来华坪支边的由县粮食局抽调出来的一位女士，叫毛桂梅，她留守在队部。远在高山野林的民族村庄里不期而遇到一位同一城市来的故人，彼此惊讶而兴奋，相互都有说不完的经历感受。而让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是，她给我煮了一锅米饭，大约总有一斤之多，还炒了一碗菜，当时真是算美味佳肴了。我把它全部吃完，粒米不剩。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不仅有米饭，居然还吃到了炒菜。

翌日，我背上行李，到了生产小队。同是栗粟族，这个生产队比东山的生产队要稍好一些。一个队的人比东山两个队的人还多，甚至有几亩水田，所以偶尔可以吃上一顿米饭，面粉做的面块，有时可以见到几片肉，一锅煮菜里可感觉到一点油腥。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同样很差，圆木架起的房子里，没有窗子，同样是烟熏火燎屋内一片漆黑。不通电当然也没有灯，没有床，睡觉就在几块木板上。这一次我被分配在一对年青夫妇家里，只有一间房，中间一个火塘，每晚我睡在火塘这边，他们睡在火塘另一边。三天后，我要求换住户，到了另一家。

我在东山公社河东大队的两个小队当了两个多月的社教队员，可以说没有做出任何成绩。60年代初期，中央的最高层领导已经认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癖的危险性。所以阶级斗争还存在，并且越来越激烈。因此，四清运动所谓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寻找“阶级敌人”，寻找组织不清，财产账务经济不清的人，将其作为斗争对象。揪出了被斗的人，斗争有了火药味，才能体现抓住了阶级斗争的纲，抓住了四清运动的本质。我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可惜我初始进驻的两个生产队，穷得连温饱都难以为继，何来多余的粮食和钱财被干部贪污和侵占。生产小队的所谓干部，是农村最小的“芝麻官”，也是处在国家权力之塔的最底层。没有工资，每年仅补点工分，上级任何部门的人员都可以指挥他们，生产队里的任何事情他们都有责任。我对他们是极为同情的，当然我也没能查出他们有什么问题。但我做到了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我委实揭不开这里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两个生产队的四清运动基本上就是死水一潭。

监于我在东山公社河东大队两个小队抓运动不力，我被调整至仁里的双河大队某小队后，工作队派了一位曾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有工作经验的队员帮助和督促我。他姓李，30多岁，农村工作显得很老道，我的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

每天晚上开会都由他主讲，农村的事情他讲的头头是到，滔滔不绝，不时讲上几句粗话和笑话。这里的栗粟族个个能懂能讲汉话，见的世面也多一些。我白天和他们一起劳动，就了解生产队的情况，了解干部的情况，为下一步的“阶级斗争”作准备。老李同志好像是巡视员一样，很少与社员一起劳动，经常在几个队之间来往。我猜想，他也可能有时候躲在什么地方睡大觉。有一天他对我说，肚子里实在没有油水，得想办法买只狗杀了吃。我说被查到了可惹大麻烦，他说深山老林谁会知道，你以为就我们才杀狗吃？栗粟族人养狗但不吃狗肉，他们嫌狗吃屎，脏。我们好像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条狗，拉到避静的山林里去杀。我第一次干这种事，很是兴奋，自告奋勇地充当“刽子手”。我手握匕首，用木棍卡在狗嘴里死死地压住狗身，刀刺进狗的脖子，狗在极度疼痛中猛烈的反抗，一口咬在了我握匕首的手，几乎见了骨头，血流如注，因此只有老李来当杀手了。这条狗，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饕鬄盛宴。我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却大饱了口福。我们找到了已经汉化的傈僳族男子，在他家里连续吃了几天。这条狗的浑身上下，只要能吃地部分，全部进入了我们的肚中。此后几十年，我一看到我手上的疤痕，就想到了我曾经在深山老林杀狗的可怕一幕和那永久不会忘却的几个月四清运动的生活。

在双河大队的日子里，还有印象极深的一件事。冬天社员们播种小麦，我也与他们每天一起出工。不料辛辛苦苦刚把小麦播种完，上级来人传达了指示：小麦播种横竖间隔距离必须按规定的统一尺寸，不符合尺寸的即使已经播种了也要全部返工，这是高产的需要。上级还派人下来检查，并提高到“阶级斗争”、 为革命种地的高度。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最后要上级部门来人指导如何播种。我记得，上级派来检查的人走了，谁也没有去返工 ，我不懂生产知识，当然也没去汇报。几个月的四清，天天干农活，除了水田的活不熟悉，山地，坡地的农活我基本都掌握了。

在双河大对待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和老李已经了解掌握了生产队的全部情况并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即正当我和老李打算进入四清运动更深层次的工作或者说将要开始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时，工作队传来了指示。运动暂时停止，回县里集中。我心里感到纳闷，却又异常兴奋。不为其他原因，是我身上的虱子太多了，每天被咬的难以忍受。栗粟族住的房子是原木之间糊泥巴的房子，将泥巴扒开，总有几个臭虫在里边。虱子呢，便在你睡觉的地方爬来爬去。我时常看到老乡们坐在太阳底下脱了衣服捉虱子往嘴里放，咬得脆响。现在回县城，可以彻底的清洗一回，不再受虱咬之苦了。每个工作队员离开生产队，都要被所在生产队做鉴定。社员给我的鉴定评价一切都尚好，完全可以过关。但在检查鉴定结果被问及我是否有多吃多占问题时，户主说我差半斤粮票没给够。领导严肃的找我谈了话，我交出了半斤粮票，但我心里很不情愿，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交够了粮票给户主的。

“四清”工作队员在1966年底全部撤回了永胜县城。其实四清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并入了已经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打击那些混入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文革”初期毛泽东部署运动的既定考虑。中央在1966年12月10日召开了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座谈会，制定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意见”。指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进行了四清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比“四清”运动更加丰富和深入，今后的“四清”运动，应当和”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进行。没有搞好四清运动的地区，和四清没有结束的地区，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已经进行过四清的地区，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结合进行四清复查......。实际上，中央高层对四清已经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四清已经不能解决上层需要解决的矛盾了。他在接见外宾时说到：“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了，而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在永胜县“四清”工作队集中地，有些工作队员在写有关文革的标语，有的在喊口号。有位四清工作队员是我们县医院姓张的医生，他在人群中高声演讲，情绪激昂，并不时高喊“打倒刘少奇”，无人制止，也无人附和。我就纳了闷，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可以任意被喊打倒，询问旁边的人员，也不甚清楚。几天之内，我们这些工作队员虽然开会，总结，汇报，但纪律明显松懈，睡懒觉，外出逛街，开会缺席或聊天，无人问责。难得有这种彻底放松的机会，我们乐得其所。其实暴风雨早已来临，只是在边疆的山区县城尚不知晓。因为我离开华坪外出搞四清运动，地址不固定，几个月来只是寄信回武汉家中并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而全国内地的大城市，自中央“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大革命便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但上世纪60年代，除了书信往来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传递信息的方式，出现紧急事情，也只有发个电报。电话也极难打通和转接。一封信从内地到达边远县城得15----20天，到达生产队至少是一个月。内地大城市已翻天覆地，这里的小县城还是死水一潭。现在死水也开始波翻浪滚了。在永胜县城集中几天后，“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员开始陆续返回原单位。我也同样回到了银行。

全国有数百万的工作队员下乡，进厂、进单位、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波及全国三分之一地区的四清运动终于断断续续的告一段落。该如何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进行历史定位，我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这个资格和胆识加以评判。我只知道，这是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的之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虽然对解决干部的作风和四不清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整个运动是在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把很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同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且运动越搞越左，弦越拉越紧。运动中，社员的一点自留地，零星垦荒地，饲养的家禽家畜，家庭副业，一律视为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给予没收，取缔并加以严厉批判。不仅是干部，就连群众也人人自危，惶惶终日，更不要说那些被永远改造的“四类”分子等。不仅如此，运动中还对农村的集市贸易加以限制，认为农村集市也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场所。实际上“四清”运动的最严重后果应该是为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阶级斗争一再被人为地放大，终于酿成了一场所谓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大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