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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萤:学者的人格

作者:流萤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183 次   更新时间:2020/9/21 文章录入:珍珠鸟


19757月,胡耀邦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主政中国科学院。11月,因"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打倒。虽然他在19773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才正式离开科学院,但他在科学院实际只工作了120天。在这短短的120天中,胡耀邦在中科院整顿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工作秩序、组织编写《汇报提纲》、制订科技规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科学院重新纳入"以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19665 月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文初步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两个素数的乘积,即1+2”,这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陈景润的论文在国际数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 1973年陈景润又发表了对该定理的详细证明。19665 月,中国的文化大****正拉开序幕,陈景润的研究成果非旦没有得到肯定,反而成为他走“白专道路”的罪证。****派认为陈景润整天不务正业,居然研究一个连小孩都知道的1+2,是典型的“寄生虫”。一向只沉浸于数学王国中的陈景润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被卷入了文革的漩涡中。

   胡耀邦主政中科院,认为作为中国最高科研机构的中科院,其主要业务应当是搞科学研究,并将“白专典型”陈景润树为搞科研的正面典型。他在大会上说:“英国人写了一本关于解析数论的书,第十一章就叫做‘陈氏定理’……。假如我们讥笑他(陈景润),那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胡耀邦把陈景润的成就与处境报告邓小平,小平说:“什么‘白专典型’,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比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又说:“象这样一些世界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他在世界上公认有水平,应该爱护、赞扬。

    正当邓小平大刀阔斧在全国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并初见成效时,一场针对复出后的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华大地。邓小平与胡耀帮对陈景润这个“白专典型”的肯定与支持自然为科学院反击右倾翻案风提供了重要材料。

1976年的一天,一位陌生人敲开了陈景润的门。陌生人对陈说:现在全国正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你应当站出来积极揭发。邓、胡二人对你这个白专典型很是关心爱护,还赞扬过你,你应该把这些写一写在报上发表。陈景润回答:我没见过他们,也没听见过这些话,再说我也不会写这种东西。来人见陈不答应,便把事先写好的批判稿拿了出来,要陈签字,又遭陈景润断然拒绝。不久,陈景润接到一个通知,内容为:科学院要召开揭发批判科技界右倾翻案风大会,安排你发言,讲讲你是如何受了走资派毒害,走上了白专道路的。陈景润找到有关人说:这又不是证明数学定理,我不会讲。又一次拒绝了。批判大会如期举行,陈不仅没有发言,连会都没参加。作为数学家的陈景润,他不会读多少有关社科和人文方面的书,但他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的大仁大义之士!他坚守住了学者的人品、人格!体现了学者的操守、风骨!

由是我想起了胡耀帮去世后曾流行一首歌唱胡耀帮《好大一棵树》的歌曲: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唱的是胡耀邦,但我仿佛觉得放在陈景润身上也合适。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政治氛围的人是不可能体验那种恐怖的。在那样一个长达十年的席卷全中国的狂风暴雨中,为求自保违心揭发别人的人何其多!为洗刷自已向别人身上泼污水的人何其多!为捞取政治资本陷害忠良的人何其多!为表**** “大义灭亲”的人何其多!为奉行“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无中生有、指驴为马、栽赃诬陷、人鬼颠倒、微言大义、上纲上线的人何其多!能一遍遍顶住天大压力坚守节操是多么不容易!陈景润曾对他的恩师方德植说:当时有人非要我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胡耀邦,多次逼迫,我三次企图自杀,以死抗之。

   那个满脑子只有数学只会证明数学定理的陈景润,那个边走路边想数学难题撞到树上却问谁撞到了我的陈景润,那个在人们印象中不问政治不懂政治的陈景润,在政治高压下却准备用“以死抗之”来坚守自已的人格和良知。大写的陈景润,让多少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小人汗颜,无地自容!

 

写至此,想起了·刘向《说苑·正谏》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园中有树,其上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为什么想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则寓言?是因为由陈景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另一位身居高官的历史学者吴晗。

“文革”应当说肇始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点名批判的是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由于批的是一出京剧,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又发表《评“三家村”》,此篇奇文的出笼,预示着一场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而风暴最早横扫的便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的北京市委。“三家村“便是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和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以及副市长吴晗。姚文元将邓拓(马南邨)撰写的《燕山夜话》和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之名合著的《三家村札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政治攻击。文章发表8天之后,邓拓便于家中自杀身亡,年仅38岁。吴晗则于1969年与妻子双双在狱中自尽。廖沫少虽未死,却也饱受磨难。

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通明史。可惜他太会见风使舵,太谙世态炎凉,太攻心计,太善媚上,与陈景润的憨、痴,认死一个理,死认一个理完全相反。具体事例就略去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吴晗留给人们的教训。当年他使尽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去整故旧老友时,可没有料到后面出了个文痞姚文元,姚制造文字狱的手段比吴唅老到绝情多了。不知吴晗1969年在狱中自尽时,有没有意识到、反省到自已被整是上天对其当年所作所为的报应!同为学者,一个数学家,用数学式的思维顶住了重重压力,活得光明磊落;一个历史学家兼官员,用历史反面人物的思维趋炎附势,活得蝇蝇苟苟。

真是古今多少事,留给人多少哲理的思索! 

 

                     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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