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与构建湖北学派的理论思考
摘要：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必须走学科化、地域化和特色化的道路，尤其要通过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乡土特色的学术流派来实现创新。构建以传播荆楚文化为核心、以传授乡土文学为特色的湖北学派，不仅是对长期形成的“大一统”、“纯文学”的教学理念的重大突破，而且是从“大一国文”到“大学人文”再到“乡土语文”的质的飞跃，同时也是大学语文教学深化改革的一种新探索、新选择和新途径。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湖北学派；荆楚文化
自1978年全国高校恢复大学语文教学以来，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目标、定位以及学科化等问题，一直是教育界长期关心和探讨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对大学语文教学日益边缘化的困扰，更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由于大学语文肩负着传承优秀文化、提高人文素质和培养合格建设人才的重要使命，因而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以学科化为出发点，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乡土特色的学术流派，从而为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开拓新的天地。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历程、性质特征、现实困境与改革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自清末至今，发展已逾百年，历经沧桑。不仅课程名称先后多次变更，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体现出不同的性质特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语文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必须通过探索学科体系、建构学术流派和形成教学特色来实现改革与创新。
1. 大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历程与性质特征
大学语文最初名为“大一国文”，是民国时期各类高校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据考证，“国文”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是现代中国语文课程的第一个正式名称，在清末管学大臣张之洞等人所撰《学务纲要》中，即有“存国文、端士风”之说。1904年，清朝颁布废除科举后的第一个新式办学制度“癸卯学制”，所有课程及教材均从西方引进，唯有“国文”课是传授历代古文。1912年，临时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国文”名称正式确立。五四运动之后，因反对文言和提倡白话，遂将“国文”改为“国语”。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规定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中学仍设国文课。目前在台湾省，小学一二年级的中国语文教材仍称《国语》，从三年级起改称《国文》，汉字一律称为“国字”。
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等人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1949年，中央政府教育部接受建议，决定取消“国语”和“国文”，统称“语文”。叶圣陶曾作出说明：“‘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1]此后，无论中小学还是大专院校，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便以“语文”命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民国以来，各级各类高校都普遍开设“大一国文”，很多著名学者如朱自清、吕叔湘、朱东润和徐中玉等人都讲授过这门课程。解放后，大一国文课程依然存在，并非像有些学者所云“已被取消”，而是更名为“文选与写作”，如北大教授乐黛云就曾在文革前讲授过大一国文课程。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大学语文教学被迫中断。1978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等校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程。1980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1981年，由全国20所高校组编、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出版。从此，大学语文教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呈现出高校普遍开设、教师队伍壮大、教材百花齐放和教法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在大学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中，学界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作用、目标、教材、教法以及学科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持久的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尤其是大学语文课程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目标定位和实用功能，如语言文字教育、实用写作教育、文学审美教育、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等，课程性质也由过去的“补课论”、“工具论”发展到“人文论”。早在1980年代初期，各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补课”，提高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后来，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功能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徐中玉在1996年版的高校通用教材的“编写说明”中指出，大学语文是“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2]自2002年起，夏中义先后主编出版《大学人文读本》和《大学人文教程》，主张开设“大学人文”课程，帮助大学生“精神成人”。从“大一国文”、“大学语文”到“大学人文”，从“语文工具论”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不仅是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的变化，更是大学语文教学不断深化改革、与时俱进的结果。
2. 大学语文教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大学语文教学在发展迅猛、整体向好的形势下，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原来比较偏重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不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而招致了各种批评与非议。有人认为大学语文是高中语文教学的简单重复，戏称为“高四语文”。有人主张取消大学语文，以“大学人文”取而代之。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多高校已经由过去的必修课变成选修课，课时被不断压缩，甚至被取消。各高校主编的教材已经多达1400余种，教材名称也是五花八门。除了最常见的《大学语文》之外，还有《大学国文》、《高等语文》、《大学文学》、《大学人文》和《大学人文语文》等，教材的权威感也在不断消失。大学语文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外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教师地位也越来越边缘化，面临着日益尴尬的处境。
要突破大学语文教学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瓶颈，必须从深化改革着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促进大学语文课程的浴火重生。笔者认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目标，一是要探索学科体系，二是要建构学术流派，三是要形成教学特色。尤其要以建构具有地域特色、乡土特色的学术流派为突破口，因为学术流派的出现才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
（1）探索学科体系。“语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上早有定论，但大学语文是否是独立学科，其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和侯镜昶就撰文指出：“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并且“应成为独立学科”。[3]但事实上，至今仍然没能出现在教育部“钦定”的学科目录之中。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在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现有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6个二级学科，而大学语文则没能名列其中。另在教育学门类的教育学一级学科中，有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在教育专业硕士目录中，分别有学科教学专业，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等专业。大学语文可以置于其中作为研究内容，但要求成为单独的二级学科，估计目前还比较困难。无独有偶，“国学学科”也同大学语文一样，面临着无法进入学科目录的尴尬处境。尽管如此，大学语文仍可以在学科规划、学术团队、基地建设、成果积累等多方面加强努力，力争早日实现重大突破，真正建构起大学语文的学科体系，而非仅仅是指被列入学科目录的“学科化”。
（2）构建学术流派。大学语文学科体系的形成，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和前提，最终产生有特色、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和流派。尤其是学术流派的产生，不仅是现有学术成果成熟的体现，而且是新思想、新观点萌生的摇篮，更是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的标志。所谓学派，通常是指在学术、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学术派别。“学派”一词古已有之，最早见于《明史·列传》，其中有“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便是通过师承关系而形成的学术派别。东西方学派大体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要有相应的社会环境与需求，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学术带头人，尤其要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因此，各高校应该积极联合起来，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注重凝练学术成果，共同创建具有行业特色、地域特色的大学语文学派，促进和推动大学语文教学研究早日进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
（3）形成教学特色。长期以来，大学语文课程主要以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为主，兼及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大多是以史带文，或是专题系列，讲授经典名篇。要改变这种传统的、单一的课程体系，必须密切联系教学对象的实际需要，在教学内容、课件制作、课堂模式、讲授方法和作业练习等方面积极探索，尤其要在教材编写上形成特色。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采用学科（或专业）联盟和地域联盟的方式，分门别类地选择教学内容和编写教材，并对文法经管类与理工农医类的专业区别对待。除此之外，凡是有条件、想创新的高校，还可以尝试编写乡土语文教材，把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的名篇佳作选入教材之中，使之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目前，全国首套分省市编写的中小学“国学”教材，既有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有评介各地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色的文章，而湖北的分省教材则融入了荆楚文化的特色。中小学教材的改革与创新，可以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建构湖北学派的基础条件、核心理念、教材体系与实现途径
在大学语文课程发展的百年历程之中，湖北高校一直都是屈指可数的重镇和高地。在新的历史时期，若要在大学语文教学领域独领风骚，成为傲视群雄的执牛耳者，就必须大胆改革和勇于创新，彻底摈弃故步自封的陈旧观念，敢于突破原有的“大一统”的局面，建构以传播荆楚文化为特色的湖北学派。这既是湖北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之所需，也是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之所在。
1. 湖北学派的基础条件
从历史发展与现实情况来看，湖北高校既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又有强劲的发展动力与需求，还有完备的学术组织、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带头人，可以为湖北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基础条件。
（1）社会环境。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古称荆楚之地，省会武汉是近代辛亥革命的发源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自清末以来，湖北一直都是教育大省和强省。据教育部2014公布的全国高校统计资料显示，湖北现有全日制本专科高校123所，武汉有79所，数量均位于全国前列。尤其是武汉在校大学生数量超过100万，位列各大城市之首。武汉大学、华中科大、华中师大和湖北大学等校都是著名高校，人文教育与科研基础雄厚。良好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历史条件，广泛的社会需求，为构建湖北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发展历史。湖北大学语文教学发端很早，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963年，湖北就成立了省级语文学会，开展大学语文的教研工作，如陈美兰曾在1963年第7期的《江汉学报》发表《湖北省语文学会现代文学组讨论阿Q的典型问题》的会议简讯。在1980年代初，湖北高校纷纷成立中文教研室，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编写出版教材与教参。1980年代末，张国光、胡忆肖等人发起成立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二级学会，开展学术研讨活动。2001年，杨建波等人发起成立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2014年，省大学语文研究会经湖北省民政厅批准成立，成为一级学会。在全体会员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省市两级学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共举办了1次全国和11次全省学术年会，还有其他专题研讨会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多次就研讨内容发表专题报道，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省学会还与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联合主办首届全国大学生征文比赛，并出版获奖作品集《青春在路上》，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3）领军学者。在湖北大学语文教育园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为湖北学派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张国光作为著名的古代文史学家，曾任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与陈安湖共同主编《大学语文》，用作省自学考试指导教材，发行量达数十万册。胡忆肖继张国光之后任会长，主持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和教参也很受欢迎。杨建波现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和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研工作，主编大学语文教材和教参多部，并被列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尤其是其专著《大学语文教学论》，既是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此外，邢福义、尚永亮、彭光芒、陈淑梅、江少川、席嘉、周萍和吴满珍等专家学者都积极投身大学语文的教研工作，编写出版教材与教参，为大学语文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4）科研成果。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湖北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编撰出版各种学术专著、教材与教参30余部，发表各类教研论文500余篇，开发省市与校级精品课程、视频课程10余项，获得全国和省市级优秀成果奖20余次。其中，彭书雄独撰的《大学公共母语教育问题研究》，作为湖北省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周治南独撰的《语文实用技能教学》和毕耕主编的《大学语文研究》文集等，都是有影响的重要成果。尤其在2004年，毕耕、高亮主持创办了中华大学语文网，成为全国第三和湖北第一家专业教育网站，访问量超过百万余次。
2. 湖北学派的核心理念
湖北学派的理论体系，包括核心理念、学术队伍、制度建设、教材编写、教学模式与方法等，涉及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才能构建具有湖北特色的思想体系。其中，核心理念的确立则是最基本的前提。所谓核心理念，通常是指思想、观念、概念与法则，是构成一切学派的理论基础。例如，先秦时期儒家的“仁”与“礼”、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和法家的“法”、“术”、“势”等，都是这些学派的核心理念。要建构大学语文教育的湖北学派，同样必须具有科学的有影响的思想观念，并能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笔者认为，湖北学派就是以传播荆楚文化为核心，以传授乡土文学为特色，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大学语文教学思想体系。湖北学派的产生，既是对长期形成的“大一统”、“纯文学”的教学理念的重大突破，也是从“大一国文”到“大学人文”再到“乡土语文”的质的飞跃，更是大学语文教育深化改革的一种新探索、新选择和新途径。
（1）传播荆楚文化。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4]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与巴蜀文化等。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荆楚文化在湖北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荆楚文化，通常有两种解释：狭义的荆楚文化，特指楚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乐舞、老庄哲学、庄骚文学构成的“六大支柱”，代表了楚文化的高度成就，可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相媲美。广义的荆楚文化，主要是指荆楚大地的全部历史与文化。在古老的荆楚大地上，炎帝神农首创农耕，楚庄王一鸣惊人，屈原忧国忧民，王昭君出塞和亲，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张之洞开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黄麻起义血洒神州，《洪湖赤卫队》永远唱响……从古至今，湖北人民在荆楚大地上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兼收并蓄的开拓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大学语文教学的湖北学派，就是要以传承和弘扬荆楚文化为核心，通过对湖北历代文学作品的传授，使数千年的古老文明生生不息，代代流传。
（2）传授历代经典。传播荆楚文化，最终要落实到教学内容上，就是要以传授湖北文学史上的经典佳作为主要对象，用以提高大学生对湖北文学与文化的认识，培养热爱乡土、建设湖北的人文情怀。在湖北文学史、文化史上，既有以老庄、荀子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和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又有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文体，还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毛泽东等人的名篇佳作，以及以“西曲”为代表的民歌民谣等，从而为湖北学派的大学语文教学，尤其是教材建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虽然大学语文课程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以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为主，但地域文学与乡土文化不仅不能被遗忘，反而应该发扬光大。
3. 湖北学派的教材体系
湖北学派的理论建构，一个关键点就是教学内容的研究，而教学内容必须通过教材反映出来，故教材体系建设就是重中之重。杨建波指出：“一部教材，最根本的意义在与教学，它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工具，是教学目标与教学活动的重要中介，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5]要实现建构湖北学派、传播荆楚文化的理念，必须大力加强教材建设，编写出具有地域特色、乡土特色的教材与教参。既要从宏观上反映中国与湖北文学史的整体面貌，又要通过名篇佳作从微观上呈现乡土特色。既可以以史带文，也可以用专题形式。除了以文学作品为主之外，还可以选编政治、经济、科技与艺术方面的文章，从而建构内容开放、形式多样的“大语文”格局，建设具有湖北特色的教材体系。
（1）楚国文学名篇。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上，以《庄子》和《离骚》为代表，故合称为“庄骚”。《庄子》既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也是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散文著作，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和《九章》等，并开创了“楚辞”这种文体，亦称“骚体”。宋玉的《九辩》借秋景以抒孤零之情，开文人“悲秋”之先河。荀子虽是赵国人，但在楚国从事写作，并终老于楚。他的《赋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命名之作，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与屈原并称为“辞赋之祖”。
（2）历代名家作品。继“楚辞”之后，湖北文学界依然名家辈出，尤以唐、宋两朝为盛。孟浩然以五言短诗见长，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生活，与王维并称“王孟”。岑参擅长七言歌行，尤其是边塞诗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富有浪漫主义特色。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祖籍襄阳，后迁居河南巩县，是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皮日休著有《皮子文薮》，有不少作品反映晚唐的社会现实，被鲁迅称为“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6]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7]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满井游记》等，都是难得的佳作。明代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主张以“幽深孤峭”来匡救公安派俚俗浅浮之弊。钟惺的代表作有《夏梅说》、《游乌龙谭记》等，语言简练，极具个性特色。
（3）书写湖北名作。湖北自古山河灵秀，名胜古迹众多，无数外籍文人先后来此游历、寓居和出仕，仅唐朝诗人就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陈子昂、王维、柳宗元、杜牧、刘禹锡、韩愈、温庭筠等。他们不仅在荆楚大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迹，而且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文。李白自川入鄂，“酒隐安陆”，自称“楚狂人”，其间创作了大量诗歌，如《渡荆门送别》、《江上吟》、《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杜甫漂泊至江陵、公安等地，留有《江汉》、《发刘郎浦》等诗作。苏轼被贬黄州，先后写下《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辛弃疾曾在武昌短期任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即写于此。在武昌黄鹤楼，有崔灏的《黄鹤楼》、岳飞的《登黄鹤楼有感》和陆游的《黄鹤楼》等作品传世。在长江三峡与汉水之滨、屈原与昭君故里、古城襄阳与荆州等地，到处都留有历代文人的诗文名篇。此外，历代还有许多书写湖北历史、记录故事传说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搜神记》和《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都是一些难得的经典名作。
（4）现代文学名篇。除古代文人的名篇佳作之外，湖北在现当代史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如闻一多、曹禺、胡风、光未然、姚雪垠、徐迟、严文井、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和熊召政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5）其他文章著述。何二元认为：“语文学科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学科内容为内容，所以文史哲、天文地理都可能入课文。”[8]由于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情感、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的载体，任何内容的名篇佳作均可入选大学语文教材，所以众多湖北文化名人如“茶圣”陆羽、书画家米芾、政治家张居正、“医圣”李时珍、史地学家杨守敬、哲学家熊十力等人的文章著述，也都可以编入教材和教参，以供学习和阅读之用。
4. 湖北学派的实现途径
要实现构建湖北学派的历史使命，除了要确立传播荆楚文化的核心理念之外，还必须积极探索实现的途径与方法，在学术观念、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方法运用等方面大胆改革和勇于创新，认真吸取各家所长，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彻底突破原有的思想禁锢，建构湖北学派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1）创新学术观念。学术观念的创新，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学派发展的动力。只有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才能促进大学语文教学的发展，提高学派自身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要在继承大学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认真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体会与认识，大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密切联系各院校、各专业的教学实际，通过持之以恒的实践活动来探索新理论与新方法。笔者认为，创新学术观念的关键和重点，就是彻底突破“纯文学”的传统教学理念，高举“人文语文”、“文化语文”和“乡土语文”的大旗，形成集语言、文学与写作于一体的“大语文观”，建构包括教师、教材、教法和测评在内的教学理论体系，真正实现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突破与创新。
（2）培养人才队伍。优秀的学术团队和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是一个学派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前提。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大学语文教师，提高他们的科研素质与创新能力，必须走“教师学者化”的道路。“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还必须是知识的研究者和创造者。”[9]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有利条件，采用学习进修、课题研究、参观访问、观摩交流、会议座谈、讲课竞赛等多种方式，全面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要注意发掘和培养学术带头人，引导中青年教师向学者化方向发展。
（3）加强制度建设。要建立科学合理、严格规范的制度体系，采取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开展学术团队建设，从制度上保障团队成员的学术自由、资源共享和交流协作，以便能够产生具有前沿性、原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同时，要尊重和学习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与方法，讲究学术道德和遵守学术规范，坚决反对剽窃抄袭、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彻底杜绝肤浅浮躁、急功近利和盲目跟风的现象，用法制建设和制度规范来为学术研究保驾护航。
（4）实现方法创新。毛泽东曾提倡“古今中外法”，强调运用古今中外的一切先进方法来研究问题。对于湖北学派而言，方法创新既包括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包括教学方法的创新。既要努力汲取前人和他人的先进经验，也要从各高校、各专业的实际出发，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加强对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外训练与考试评估等教学活动的研究，促进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与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总之，构建以传播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教育学派，既是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同时也是全体大学语文教师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发扬拼搏进取的精神，树立崇高的学术理念，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730.
[2]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出版前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
[3]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匡亚明教育文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0.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A].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
[5]杨建波.大学语文教学论[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4：21.
[6]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5.
[7]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87.
[8]何二元.高等母语教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48.
[9]彭书雄.大学公共母语教育问题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161.
原载：《大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4期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f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and Hubei School Building
Bigeng Xiaoxiaoyue Fengguiping
Abstract: The r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head towar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local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by building up regionalized and localized academic school, to achieve innovation. The building of Hubei school aims to transmit Jinchu culture as its core and to impart local literature as its characteristic. Not only is this a significant break through the long standing teaching concept of “Grand unification” and “Pure literature”, but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Freshmen Chinese” to “University humanity”, further to “Local Chinese”, as well as an exploration, a new choice, and a novel pathway for deepening the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Key words: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Hubei school, Jinchu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