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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权:北大校长读错字可以原谅的理由杂议

作者:张之权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288 次   更新时间:2018-5-13 文章录入:珍珠鸟


近传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同志在大会致词时,将“鸿鹄”的鹄(hú)读成hào,引发了很多议论,据说还有人竟为此要求他辞职。

我从网上看到了他的道歉信,觉得还比较真诚,没有架子,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风格。他情急之下,将读错字的原因推到文化大革命头上,我不大赞许,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语文根底不好确实与这个现象有关。如果一定要将这个条件咬定是读错字的必然原因,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我们没有必要纠缠这一点。

想想林建华近些年一直在大学校长岗位上摸爬滚打: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担子一个比一个重,应该说是一个人才。重庆大学干不好,肯定去不了浙大。浙江大学校长,乖乖隆的咚,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他当下来了,居然还当到北大去了,我想,我们的高层都是很精明的,不会看走眼,我们不能因为念错一个字,就埋没了他的作用,这是挺不划算的。

我觉得读错字可以原谅是出于体谅。试想,他1977年才上大学,此前的中学语文根底并不太好,后来主要又从事理工学科,没有机会弥补这个不足。对于这样的一些同志,在古文上出点差错,不必大惊小怪。北大校长又怎样?再过若干年的北大校长恐怕还赶不上林建华。有人爱拿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说事,我也不支持这种比较。

蔡元培出生在清朝同治年间,考上秀才,中过举人、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经过了三个皇帝,辛亥革命时他已43岁,这样的人自然古文功底十分了得。更重要的是他办学思想十分前卫,将北大办成了全国的楷模,甚至影响了全国的风气,是很了不起的教育家、思想家。像这样的人全国能找几个?一百多年来,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蔡元培,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一定要拿蔡元培去比林建华,是不现实的。人们如果一定要抓住“古文功底”这根小辫子不放,那好,我们再往前推,唐宋元明又如何?唐宋八大家不说,就一个小小王勃20岁左右,就写出了名传千古的《滕王阁序》,古文功底岂不又胜蔡元培先生?一句话,不可比。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一天到晚,别的事不干 ,就琢磨那些字,记性好的可以背诵一二十万字。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中就有几位这样的大师。现代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功底也了得。这有他家庭条件的保证,促成他小时候练就了基本功。据有的资料说,他眼睛失明后,凭记忆还能著书立说,可见他脑子就是一个书库。还听说我们党的老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到解放后还能背诵全本《古文观止》,太了不起了!

拿蔡元培先生说事,还有一个很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说事的人脑子僵化,将世界的人和事看成是永远不变的,总是静止在一个点上。人们一定要将蔡先生放到清朝灭亡不久那个环境中去考察才对,北大也只是那个环境下的北大。当时民智未开,有见识有报负的人们纷纷寻找救国之道,蔡先生也是其中一员。究竟哪个学说有效?都说不准,包括蔡先生自己。所以采取兼容并包方针是适合当时那种环境的。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斗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些主义已经被证明无效,有些主义在斗争中早已败下阵来,有些主义变成了反对中国革命的武器,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留声机和传话筒,是历史淘汰了它们,难道我们还要兼容并包吗?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方针的消亡,并非经过中国共产党之手,是北洋政府的无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蔡先生最后也客死香港,死得很无奈。如果是蔡先生活到现在,他看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北京大学比他所在的时候对国家发挥的作用可以用百倍来计算,老人家一定是宽慰的。谈到兼容并包,方针本身是积极的,我们应该继承发扬,但内容不同,我们有我们现在的兼容并包的内容,绝对没有必要再返回100年,重新请回那些老八股先生们,重开那些课程。那样做岂不是书呆子?蔡先生也是不会赞同的。

所以,不要用那些过时的东西来要求林建华及所有的大学校长们。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所读的书,远远多于上述古文好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是老八股们所不及的,他们一点也不必为了一两个字而自卑。

中国古汉语文字的读音,情况十分复杂,读错字的因素很多,是防不胜防的。假定,林建华这次接受了教训,鸿鹄的读音改过来了,如果又遇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你怎么读?这也是个很普通的古文,里面也有一个“鹄”字。你如果按已经改正的读“失诸正鹄(hú)”,又错了!此字应读gǔ。“失诸正鹄”,正和鹄都是名词,都是射箭用的靶子,正,是布做的,鹄,是皮质的。再者,鹄,林建华读hào,还真有这个读法,《康熙字典》中就有鹄(Hào)泽这个地名。

就拿上文提到的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来说,到现在我都没有吃准。1952年初在朝鲜前线,我们连补充了一些贵州安顺来的新战士,其中有一位叫陈慎恪。我就按“恪守”的读音叫他陈慎(克),他用贵州普通话纠正了我。他告诉我的这个读音,现今的字典、词典中都没有,只在我的家乡湖北江汉平原的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所以我听懂了他的话。他的这个“恪”,要读成quò(近似音,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这个音),和喜鹊,麻雀的鹊、雀是同一个音。据此我就改成普通话读成què(确),叫他陈慎(确)。

所以,我后来看到陈寅恪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在心里一直读陈寅(确)。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这个名字的权威叫法,如果某一天让我上台讲话,遇到这个名字我就会这么读。他们一个陈慎恪,一个陈寅恪,如果指责我是读错了,我会很冤屈。但是,陈寅恪到底该怎么读我一直没有底。

同一个字,在人名中也有不同读法。如毛泽覃、覃振中的“覃”,前者读tán,后者读qín。现在有些家长,为了避免重名,给孩子取名时尽量用些冷僻的字,搞得老师上课时不好点他们的名。还有些姓氏是祖传的,不好认。前不久,山东一个咒骂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人叫禚宝伟 ,他这个姓不查字典还真说不出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如果没有准备,临时读稿子,估计也难免卡壳。

我在广播节目上听到有人说“商贾(jiǎ)云集”,这是读错了。这里的贾应读gǔ,开店铺的叫贾,称行商坐贾。

孔子学生冉求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这里的“说”读音和字义都同于“悦”。唐玄宗有一个宰相叫张说,“说”也读悦的音。这都是很普通的字,很容易犯错。古人一天到晚接触这个,他们有这个语言环境,不容易错。

有些字,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群众有自己的读音,如戛,很多人都念gǎ,小孩的名子“小戛应为“嘎””就是。那么碰到到书面语言“戛然而止”,情不自禁地也会读成“gǎ然而止”。有人出来纠正说,应该读“jiá然而止”,一查字典,果然只有一个读音jiá。但是,又出了个“戛纳电影节”,你怎么读?你总不能按字典读“(夹)纳电影节”吧。感谢上帝,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承认了gā这个读音。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听到别人读一个字,是歧音也吧,是错读也吧,不要不饶人。读错了改了就是了,动不动要他辞职,重了。

我们现在离清朝有一百多年了,我们现今的理工科知识分子,在古文根底上赶不上离清朝近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钱学森、钱伟长、李四光、杨振宁等人,是必然趋事,没有必要沮丧。可以预见,中国古文的传统将会越来越淡薄,今后二三百年间差别还会更大。其实,不要二三百年,现在一些年轻人,连我们这一代人的语言他们都不用了,开始抛弃了。什么“粉丝”、“卖萌”、“小鲜肉”、“发烧友”,我就不懂。还有故意写错字的,“有木(没)有”、“小盆(朋)友”网上都很流行。端正这种文风,保证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恐怕比纠正北大校长一两个字的读音显得还要迫切些。可是大家偏偏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岂不怪哉!

但是,我们从事理工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却不能因此放松自己的文学修养,文字底线是不能随意突破的,他们的学术论文辞不达意,句法紊乱,错字连篇,仍然是不能容忍的。错误难免,不等于放纵错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避免尴尬,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事到临头不要太拘谨。

这些有身份的人,站在讲台上,有严肃的一面,但事到临头也不可太拘谨。据报道,林建华当时为这个字卡了一两秒钟,然后硬着头皮读了下去。这时,如果大方一点,多花两秒钟问一问身边其他人,问题就正确解决了。在自己人内部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你看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台上演讲,自己写的稿子愣是不认得,停了十几秒,不也没事?难道总统不比校长大,内容不比林建华的讲话还重要?过去我见过首长在台上作报告,讲着讲着,他说我要上厕所。大家也没当个问题。当然,不能这样提倡,我们还是要事先做好一切准备,做到万无一失才是上策。

其二,建议出版物给难字注音。

事情发生在林建华个人身上,却反映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国家不能当旁观者。鉴于汉字古文容易引发错读、难认的特点,国家应该出面做点改良工作,强调给难字注音。比如,报道山东那个骂黄旭华的人禚宝伟,最好印成:“禚(zhuó)宝伟”。出版者增加了一点点工作量,却省去了千万读者的时间,还在几秒钟内大面积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时间久了,难字也变成了常见字,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建议切实抓好中学和大学的古文教学。

首先要切实抓好中学语文教学。有一段时间,中学语文课本削减了古文份量,这样做是眼光短浅的。现代中国人有个特点,古文基础好的,无论学什么都会出色,科学家,艺术家,翻译家,无一例外。为什么?因为中国古文的字根、字义是历代先贤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着许多逻辑思维,有很强的哲理,学好古文,绝对无碍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汲取,看看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科学家、艺术家们都能证明这一点。

既然如此,就应该切实抓好语文教学,尤其要抓好古文教学。解放以前大学有国文课,解放以后削掉了。大学开不开古文课对学生是不一样的。我国广播事业专家赵宇就先生,今年93岁了。顺便告诉大家,北京人民大会堂内部的所有电视广播线路(几百公里长)就是他主持安装的,快60年了,至今还在使用。他还记得解放前在浙江大学,就学过《丘迟与陈伯之书》,他对老师的讲解现在还记得,去年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了。其中就有“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这不正是林建华碰到的那个难题吗?

文革以后,有些学者鉴于大学生毕业后语文水平低下,在一些大学又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这是很正确的,是适应形势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可惜林建华没有赶上这一波。应该指出,现在有些大学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领导并不太重视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办得没有生气。本人希望以林建华事件为契机,切实加强大学的语文教学。

怎样加强呢?建议每个大学都开古文课(课本不选现代文),规定所有学理工的学生必需选修这门课,成为制度,永远传下去。如此一来,国家每一代都可以储存一批对古文有基本修养的教师,他们再将接力棒传递给学生,这是一支数量和质量都可观的队伍,代代相传,则中华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才会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希望北京大学和北大校长林建华同志在这方面加点推力

2018年5月9日初稿,5月12修改

 

张之权1933—,湖北工业大学大学语文教研室第一任主任,现旅居美国西雅图。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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