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史上的佳话

杨建波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 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破格被录取。这个考生便是钱钟书。钱钟书数学成绩极差，可国文、英文两科却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报告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自阅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后来钱钟书在文学与中西文化方面的成就证明了罗家伦决断的英明。

无独有偶，罗家伦自己也是被胡适破格录取的。1917年，罗家伦参加了北大的入学考试。他的作文试卷恰由胡适批阅。胡适对罗家伦的文章大为赞赏，认为罗必是一个可造就的文学人才。可是光是作文优秀还不行，还得看看别科的成绩。于是胡适找来罗的数学试卷，一看吓了一跳，罗的数学居然是零分。胡适爱才心切，仍提议北大招生委员会破格录取。事实证明胡适是正确的。罗家伦不仅成为了民国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参加过“五四运动”并是“五四运动”的命名人，出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还出任过民国驻印大使。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初中毕业后，就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帮父亲料理杂货铺，然而他却用5年时间自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 1929年冬，他不幸染上伤寒病，落下左腿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也是这一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30年春，20岁的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同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破格招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熊庆来使华罗庚由清华大学走向世界，终于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沈从文也只有一个小学学历。早年流落北京，在北大做个旁听生。报考燕京大学没被录取，投稿屡投屡不中，穷困潦倒到吃饭都成问题。他投书给郁达夫。在郁达夫引荐下，他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民国教育部《大学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沈从文于1928年被在中国公学任校长的胡适聘为讲师。一个小学毕业生当起了大学老师，沈从文的成就后来尽人皆知，这就是胡适创造的奇迹。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正值军阀混战，北大人才奇缺。当蔡校长认准年轻的陈独秀是匹“千里马”时，就亲自登门去请，却遭陈独秀的拒绝，但蔡校长不气馁。一天蔡元培早早来到陈的寓所，陈还没起床，蔡就搬了张凳子坐在门口等候。茶房看不过去，要去叫醒陈，都被蔡阻止。（《报刊文摘》2009、10、28  3版））一个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对崭露头角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青年，如此谦恭，这种求贤如渴的举动当然地成为了教育使上的美谈。

前面说的胡适与罗家伦，也留下一段美谈。胡适为了能让罗家伦进北大，用尽心机地在许多教授面前夸奖罗的文学才华，并说虽然数学差一点，但将来必成大器。但罗误会了胡先生的用意。一天罗拿着一道数学题 ，在路上栏住胡适，（胡当时并不认识罗）要胡解答，胡自然解不出来，可罗不依不饶。这时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学生喊道：罗家伦，别在这儿取闹了。胡适才知道这就是罗家伦，也明白了他故意刁难自己的原因。但胡适毕竟是大家，有大家的肚量，事后，胡仍建议学校破格录取罗家伦。（《大家文摘报》1828期32版）

再来讲两个国外的例子：2002年，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小柴昌俊在得奖后说：“我是以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的，但东京大学却接受我当了讲师、教授，我非常感谢东大的知遇之恩。”

爱因斯坦在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百年校庆时撰文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我不是个“好学生”，因为我始终只满足于做一个中等成绩的学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上，以极大的热诚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爱因斯坦以为，毕业以后没有留校去写大量的科学论文正是极大的幸福。后来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有资料披露，那时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们（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每天经常做的事就是端着咖啡到处找人海阔天空地“闲聊”，而不是埋头去写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论文，正是这些“闲聊”，诱发了一个个灵感，孕育了一项又一项科学上的伟大发明。

一个杰出的人才需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为天才，他的聪明才智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智商天生就比一般人高。其二为兴趣、毅力，勤奋。成功的秘诀为始于兴趣，成于勤奋，终于毅力。有兴趣有毅力又勤奋的人，就具有了敏锐的觉察性和超常的感悟性，善于从不为人所注意的事物上捕捉信息，灵感也就不期而至。其三为机缘。诸如碰到一位好老师、遇到一个好环境、天赐一个好机会（当然这机缘必须建立在前二者的基础之上，机缘只青睐那些有所准备的人）。机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常常可遇而不可求，就如钱钟书、沈从文、罗家伦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我们现在没有那独具慧眼的罗家伦、胡适之和熊庆来，也没有能够预测一个人科学潜力和发展态势的东京大学，也没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年那种宽松的环境，我们的教育部也没有出台民国教育部那样的《大学教师资格条例》。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却有了一条桎梏人的“起跑线”。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上班”“补习”、“培优”，我们猜题、押题、做题，为此我们失去了许多偏才、怪才、奇才，造就了许多四平八稳的“全优”之才。我们不能不拘一格选人才，与我们的体制相适应的人才选拔标准是整齐划一的，大量超常的人才很难被发现、被使用。

在蔡元培、胡适面前，我们看到了大师怎样礼贤下士；胡适、罗家伦、熊庆来、东京大学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才，怎样才能发现和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大师为我们留下了教育史上的不朽的佳话！

                                           2020、1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