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萤：再说“君子和而不同”
习近平主席倡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深以为然。
近日修定教材，重温了《论语》中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语录和《左传》记录晏子向齐侯阐发关于“和”与“同”的论述。
《左传》晏子论 “和”与 “同”原文：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遄 chuán台：台名， 在今山东临淄附近）。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 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醯x ī：酸。醢Hǎi：肉酱)盐梅以烹鱼肉，燀(燀 chǎn：烧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 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 《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鬷 zōng嘏 gǔ：此指祈祷。鬷，通 “奏”)。无言，时靡有争。’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 《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 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
“和”、“同”是春秋时常用的两个概念。孔子语录体现了孔子判断人际标准的不凡见解：君子奉行“和而不同”，小人奉行“同而不和”。晏子则进一步将孔子的见解上长升为一种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晏子论证了 “和”与 “同”的本质区别。 “同”是相同东西的相加，“和”为不同事物的结合。晏子认为正常的君臣关系是 “君可则献其否” ，“ 君否则献其可” ，在 “ 可”与 “ 否”的辩证关系中寻求 “ 相成”与 “ 相济”。君王据此平衡利弊，在“可”与“否”、“否”与“可”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判断。君王允许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存在，虚心纳谏，广采符合民意和实际情况的建言；臣下敢于触犯龙颜，大胆进谏，对不利国计民生的政策策略提出修正意见。“同而不和”则无视客观矛盾的存在，行一言堂，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压制不同意见；而臣下为了迎合君王， 也违心附和，讨好卖乖。“和而不同”广开政治言路，使朝政向着良性循环的道路走下去； 而 “同而不和”搞一言堂，给国家的政治生活投下重重阴影，埋下了重重危机。
“和”的智慧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英明的君王应像调五味、和五音一样来治理国家，承认差异性、包容多样性，唯其如此，才能 “ 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这就是“和”与“同”的本质区别。 推而广之，“ 百花齐放”才有文艺的繁荣，“ 百家争鸣”才有学术的进步。多姿多彩才是人们向往的社会。
“和而不同”与王道仁政、礼义廉耻一样，都是儒家的治国理念治国理想，但我以为“和而不同”已经蕴含着民主与自由的因素，因而比王道仁政、礼义廉耻更接近现代文明，更有政治价值。虽然最初提出“和”“同”观念的周朝的史伯不可能会有自由民主的概念与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对传统文化态度时曾说：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而不同”则属于“民主性的精华”部分。
民主最直接的体现是选举，自由最直接的体现是言论。当然言论自由也是民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时代进步到今天，臣民早已变成公民。所谓公民者，参与公共事物，监督公共权力是也。公民应当更有权利对国家事物进行针砭评议，这不仅是因为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政府需要集思广益、博采众议；更因为政府是靠纳税的公民养活的，把官员称为“父母官”的时代早已过去，公民是政府的衣食父母，也是政府权力的授予者与收回者。而这一点正是与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
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了，封建观念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建立了共和国，这种观念都很难改变，时至今日，依然还有“感恩”与“听话”一类的要求。感恩颠倒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普通常识；听话让公民变成只会干活的工具与器物，丧失作为人的灵魂与思想。“君权神授”，当人们把领袖当作神顶礼膜拜时，就只能绝对服从，舍“和”取“同”。大家同说一句话，同唱一首歌，同读一本书，同表一个忠心，同做一个动作，甚至同梳一种发型，同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何来五味相济五音调和五色悦目？所谓“和谐”，有“和”才有“谐”，没有和焉有谐？
这就说到今天的新冠病毒疫情。我有两句话：听政策、听赞歌，看党媒；听实情、听民声，看群媒。不看党媒，焉能知道中央的精神、措施和政府所作的努力？不看群媒，焉能知晓百姓的痛苦、民众的意愿、学者的追问？例如看了群媒，才知道李文亮12月30日便向朋友发出了疫情警告；看了党媒，才知道中央台1月1 日竟数次在新闻中把李文亮等八个最早发布疫情信息的医生诬为“造谣者”。 看了群媒，才知道武汉8个火葬场从3月23日起每天向家属发放500个逝者骨灰，直到清明节前（如此算来仅武汉地区因新冠去世的病人至少应有6000人，还没有将这期间因其它病死亡的计算在内）；看了党媒，才知道官方认定的全国两个月的疫情死亡人数仅在3200例。看了群媒，才知道因民众不知疫情信息，直到1 月18日小年这天百步亭还在举办万家宴，导致该社区大批人员被感染；看了党媒，才知道习主席1月20日对抗疫做了重要指示。这就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党媒宏观，群媒微观；党媒抽象，群媒具体；党媒顾及国家形象，群媒反映民情民意。 两者互为印证互为补充互为比较，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疫情实况，这就是“和”的效应。
然而二千多年过去了，又有多少人知晓先贤前哲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治国思想，领悟它的精神实质，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并且践行之？一个方方日记，就颠覆了一些人的正统认知，引来许多的责骂攻击。有个署名为北大的博士（不知他是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还是在读的博士生）甚至写文要求“公安检查部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她进行调查。文中满口的文革语言、满篇的文革火力，无非是50年前“钢铁公司”、“帽子工厂”的沉渣泛起。这些只知为“尊者讳”、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常识的人，这些不懂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广开言路的人，这些一听批评就大打出手的人，这些对大批在疫情中的死难者毫无怜悯之心的人、对陷于绝望中的鳏寡孤独无动于衷的人、对支离破碎的家庭漠然视之的人，也有资格来评论方方吗？
公元755年，安禄山从渔阳起兵叛乱，叛军势如破竹，逼近长安。唐朝举全国之力讨贼，这是一场正义的保卫大唐帝业的战争。但是杜甫没有去写唐肃宗的英明指挥，郭子仪与官军的英勇作战，而是把笔锋对准这场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著名的“三吏”“三别”，催人泪下的《兵车行》成就了杜甫“人民诗人”的美誉和文学史上永恒的地位。
文革结束后，四人邦被粉碎。巴金没有写赞颂“伟光正”的文字，却建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并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创作了一部42万字的《随想录》，记录了文革十年中一个个痛彻心腑的故事，以“说真话、抒真情”的风格颠覆了歌德派“假大空”的创作套路，成为新时期散文创作里程碑式的力作。稍了解一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大凡文学史上伟大的传世作品都是批判的或带有强烈批判意味的。
方方是疫情中率先揭开知识分子公共话题的人。她的日记是武汉封城期间的一段传奇。将她的日记比作“三吏”“三别”和《随想录》不为过，时间会将她与她的日记载入武汉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删不动，封不了，因为武汉人需要，中国人需要。以封号删贴为业的那一群，天天喊着“四个自信”，自信在哪儿？不过都是只听指令只按程序不认真理，制造“同而不和”的“机器人”罢了！
唯上为尊，唯上为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与“和而不同”的优秀文化大相径庭。奉劝那些以为说了真话就亵渎了社会主义、提了批评就以为他居心叵测的人，学一学《国语》中的《召公谏厉王弭谤》。召公对厉王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用李锐的话通俗地讲：人的嘴有两个功能，一为吃饭，二为说话。不让人说话，哪人不成了动物？毛泽东同志是饱读诗书的领袖，他有一句名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者，闻者足戒。”毛泽东的言论与召公谏厉王的精神何其一致，足见批评也是正能量。“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至今都觉得听《黄河大合唱》是一种享受，不仅是因为它鼓舞了民族图存的精神，还因为它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它的旋律时而激昂，时而缠绵；时而高亢，时而低微；时而急促，时而缓慢；时而象黄河在咆哮，时而象小溪在流淌；时而象战士在怒吼，时而象思妇在絮语。高低快慢、轻重缓急如此协调。《黄河大合唱》诠释了只有五音协调搭配才有最美的音乐的至理。这就是晏子所谓“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也。
治国亦然。言论畅达、信息开放、多元共存、互包互容、和而不同，才是民主自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而不同是君子，同而不和是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最后提一点建议：在德国只要美化希特勒、为希特勒张目的言行都属犯法。我们是否也应制定一部法律：凡是美化1959—1962年大饥荒，凡是为文革辩护、翻案的言行都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以从法律上保障类似的饥荒和文革永不再演。
这不属于言论范畴。
2020年3月24-29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