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宪：还原与阐释：从《“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看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原则

还原与阐释：

从《“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

看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原则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方宪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地位与价值日益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是今天从事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使命。然而，如何处理新与旧、今与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难题。“四大名著”是自近世到当代以来具有高度社会文化影响的经典，通过不同的解读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姿态。其中，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把握“还原”与“阐释”的平衡，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重要原则。

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的《“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中华书局2019年版）是一本写给“四大名著”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学术普及读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部经典小说的历史地位、发展流变、人物形象、艺术技巧、文化精神等方面进行了精彩解读。作者“对‘四大名著’进行解读，不停留在对故事、人物的浅层了解，而是引导学生认识‘四大名著’的深层意蕴、文化影响，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全面提升文化素养”。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作者解读名著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之中，从而有利于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一、“了解之同情”：把握古典作品的精神内核

“了解之同情”，是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观点。1931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什么是“了解之同情”呢？一是要体察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环境。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之说，为中国文艺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古人著书立说有其特定的环境与背景，所以我们在阅读、论述古典作品时，如果对作者生活的时代、作者的思想与经历等缺乏细致入微的体察，便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核。二是要秉持对传统文化的同理心。由于年代久远，材料湮灭，仅凭今天吉光片羽的残余断片来窥测作品思想艺术的全貌，就需要有高度的文化敬畏与同理之心，需要艺术家般的眼光与精神。阅读者与研究者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作品，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用心”。只有对待作品如艺术品一般，设身处地去理解和贴近创作者的境界，以艺术鉴赏时“神游冥想”的方式去进入对象，才有可能感受创作者的“苦心孤诣”。只有入心入境，才具备了鉴赏与批评的条件。

从“了解之同情”的原则出发，我们方能更好地把握古典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对“四大名著”的解读中，比较常见的是“以今律古”和“以西律中”两大问题。“以今律古”是忽视古典作品产生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环境条件，片面地从当代具体文化语境出发去解读作品，“以西律中”则是忽视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单纯从西方现代“小说”概念出发去界定、判断、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由此而产生出对“四大名著”的“误读”乃至污名化的问题。例如，从《水浒传》中解读中国文化中的“暴力传统”，从《三国演义》中解读“厚黑学”密码，等等。对此，正如陈文新教授所说，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注重辨体研究，注意‘了解之同情’，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并且“从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求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包括古小说的了解”。事实上，他对“四大名著”的解读所遵循的也正是这样的原则。

通过作者的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对中国古代的游侠社会文化、英侠传奇小说传统缺乏了解，就不能全面理解《水浒传》对豪侠热情洋溢的赞美、对绿林好汉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对社会政治尖锐批判的复杂内涵，就会在《水浒传》对待婚姻家庭和女性、对待暴力和杀戮的态度上产生“误读”，也就难以理解“水浒传写的是一种人生理想，一种纯粹的豪侠精神，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如果对历史演义小说传统和《三国演义》不同文体来源缺乏了解，就难以深入把握《三国演义》融汇的正史叙事、文人笔记、话本小说的不同叙事审美风格，对曹操、关羽、诸葛亮等三国英雄人物形象的理解和评价也会失去一个重要观察维度。如果对古代词章传统、明清人情小说传统等缺乏了解，就不容易触碰到《红楼梦》的抒情艺术核心及其文学上的超越性价值，也会错失深入探访《红楼梦》文学艺术世界的一条通幽之径。由此可以看到，“了解之同情”是我们把握古典作品精神内核的一条重要原则。

二、有限度的阐释：发掘古典作品的时代精神价值

“了解之同情”并不是要说，我们在解读作品时就排斥文化阐释。陈文新教授在书中深入分析了中国文化经典变迁过程中“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形成，并明确指出了其中的原因。通过作者分析“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成因，我们可以看到，经典作品跨越时间、空间的恒久魅力的形成，正是得益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努力不懈的阐释与创造。

“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从清代中叶就已开始形成，并在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际日益受到肯定，很多新文化人甚至将“四大名著”视为重建民族文学与文化的重要资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包含着与现代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因子，承载着人类社会关于公平正义的伟大理想。新文化人如胡适、鲁迅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把现代价值观念的新思想融入对“四大名著”的阐释中，将《水浒传》《红楼梦》等视为“社会小说”，乃至“政治小说”、“哲学小说”和“道德小说”，在《水浒传》中读出了梁山好汉“人人平等”的观念，在《红楼梦》中读出了“专制君主之威”和“男女婚姻之不自由”，甚至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正是通过这种阐释，新文化人成功地将“四大名著”建构为蕴含“现代”文化的“传统”经典。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大陆文化界，甚至在当今深受西方学术传统浸润的欧美汉学家那里，“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都不约而同得到了高度认可。正如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所说，“的确，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功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由此可见，“四大名著”成为世界文化精神财富中的重要部分，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背景下，文本的话语建构和当下阐释被加以强调，但具体文本阐释的有限性仍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重视。就具体作品而言，文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间中产生的，对文本意图的阐释应该注意到作品产生具体时代的文化语境。与此同时，我们在发掘古典作品的时代精神价值时，也要注意阐释的限度和边界。正如作者所说，阐释应该以文本为依据，以文本自身的力量去产生，而不是来自外部强加的意义。这种蕴藏在文本自身的力量，是文本的能指所在，它指向的是文本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政治、美学上的丰富意涵。通过新文化人对“四大名著”的阐释可以看出，他们对经典的阐释，既涵容了现代文化精粹，又是以传统人文理想为基点，实现了对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

三、还原与阐释：“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原则

随着当今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大学语文”课程所肩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已故著名大学语文教育家王步高先生曾经指出，当代国语教育的历史责任是最终要实现三个“继承”和三个“提高”，即继承中华文脉、继承汉语的语脉、继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德脉；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提高学生运用白话和文言写作的能力，提高学生根源于国语的逻辑判断思维及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继往开来的一代新人奠定较为坚实的国文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实现这一任务目标中，无疑肩负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和使命。

由此看来，“大学语文”课程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贴近古代文化语境，发现古典作品的时代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过度阐释”，防止对古典作品的“误读”乃至庸俗化解读。因此，我们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从教学观念上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要强化课程功能定位，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在继承汉语语脉、继承中华文脉、继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德脉方面的语言文化功能。除了重视文本解读，指导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家作品，以提高文学素养与审美水平之外，还要指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联系现实、融汇古今、推陈出新，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其二，要注重对课程内容的设计重构，按照“古典-现代”的发展脉络来安排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古典戏曲作品时，除了引导学生理解和体会元杂剧、明清经典传奇作品的文化精神之外，也要注意发掘“现代戏剧的古典乡愁”，如现代戏剧家曹禺在《北京人》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等。在讲解明清小品文时，可以增加明清小品文对“五四”新文化散文的影响等内容，从而使大学生了解古今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其三，要通过构建“第二课堂”，加强课外训练与实践育人。要依托“大学语文”课程平台，引导学生开展诗歌吟诵、戏曲展演、礼仪演习、文艺创作和读书研讨等活动，指导学生开展乡土文学、地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调研考察和收集整理等工作，帮助学生文学社团、国学社团和艺术剧团等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从而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开放性与实践性，提高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总之，我们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过程中，要坚持“还原”与“阐释”既结合又平衡的原则，保持自主与开放的文化理性姿态，用明人徐师曾的话来说， 就是“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从而引导学生走近、热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省与文化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