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通才）教育与新文科

“新文科”概念于2017年由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2018年8月，中共中央发文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由此“新文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在我国正式提出。各学科各专业融合本不是什么新理论新思路与新作法，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大多是采用“融合”的方式办教育的。我国教育这20年也开始走多学科和多专业融合这条路。

美国有一种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一种没有研究生院，只提供本本科教育的大学。文理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本科教育，其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授课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教授。学校的规模很小，学生和老师的比例比其他大学都小，多采取小班授课的方式。文理学院注重的是一种通才教育、自由教育，它希望每个同学都全面发展，尽量多地去选修各种专业、各种课程，对任何学问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以便毕业后能从容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变化和各种转型，不管想做什么都可以胜任。它的宗旨不是培训学生掌握某一项技能，而是具有变通性的复合性的全才，这种复合性全才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和文化水平。被名校录取研究生的比例甚至高于哈佛。因此有人以为美国教育的精髓是文理学院， 此言不虚。其实美国许多大学在本科阶段都以通才教育为主。

 “通才”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教育家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提出来的，通才教育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文科教育等均出自同一个英文单词：Education of Liberal Arts。洛厄尔于1909——1933任哈佛大学校长。通才教育是他的治校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上的“人”哈佛强调学科的广谱性。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4个领域。学生在4年的本科教育中接受的主要是通才教育，在完成4年本科的人文自然科学的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学习和训练。这种课程设置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广义性与文理相通性（或者更注重人文科学）。这种文理相通的跨学科跨专业教育是在为人的一生打基础。这种教育看起来学的多是些在短期内派不上用场的“无用”的知识，但正是这些“无用”的知识，使许多学生都成为复合性人才，多元化的知识使他们在今后职业生涯中有广泛的适应性，有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而对于研究生来说，本科的看似与专业无关的学习，恰恰使他们更具人文情怀、视野更开阔、关注更广泛，对未知的领域更敏感，更便于从文理相融的大视角寻找突破口，因而也更富有创造性。比如医学院的学生在本科阶段虽然基本没上专业课，所学看似与医学无关，但正是这些无关与无用的知识，使得这些未来的医生们懂得了如何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奠定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基础，培养了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使他们大多数人均能从哲学、历史、社会、家庭、伦理、心理、生理等诸方面来认识医生这个职业，并且将其与医学专业知识相融合。哈佛建立于1636年，有资料显示：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奖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哈佛走出，这不能不说与该校倡导与实行的通才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的近现代，也不乏通才教育的例子。民国时期，梅贻奇在主政清华大学的17年中，就力主与力推通才教育。梅贻奇以为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他在《大学一解》中讲：“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也说：“大学教育毕竟与其它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民国灿若群星的大师与大家许多都出自于清华：如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曹禺、林庚、乔冠华、王铁崖、赵九章、王竹溪、季羡林、吴晗、彭桓武、费孝通、吴恩裕、何泽慧、王大珩、段学复、林家翘、邓稼先、朱光亚……而且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这些大师与大家虽各自“术业有专攻”，但他们大多文理兼通，赵元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是中国语言学的巨擘，还是杰出的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我在翻阅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来中国名歌》1中，意外地发现赵元任为之谱曲的七首名歌，而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也无不具有厚实的国学根底和人文修养。

1932年胡适先生为北大毕业生作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演讲。这篇演讲很能体现胡适的教育思想。胡适在演讲中对毕业生提出了三个希望，其中一个希望即“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他例举了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的例子来说明“非职业兴趣”对人生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密尔(J. S. 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笔者以为“发展非职业兴趣”也可理解成“发展非专业兴趣”，这是胡适的重要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这个理念与通才教育理念一致，也含有今天“新文科”打破专业壁垒，提倡学科交叉，发展多元化兴趣，培养复合性人才的因子。

建国后，在 “专”与“通”方面我们曾走过一段弯路。1952年，国家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高校院系调整，建立起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大力削减综合性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实行‘专才教育’。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口径狭窄专业。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单个专业的实用性教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建的高校，几乎没有大学，只有专门学院。这种教育格局，虽然一时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急切需要，但长远来看，既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战略利益。

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人们的认识逐渐与世界接轨。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教育界逐渐恢复大学建制，学院纷纷改制为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即“通才教育”逐渐被接受与采纳。1978年始开设的大学语文可以算是大陆通识教育的先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各校都陆续开设了许多的通识课程。湖北大学于2011年率先成立了通识教育学院。这2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渐次进入了信息化社会。在信息化的社会中，社会的整合性越来越高，转型越来越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高层次上越来越趋向融合，社会对人知识结构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对人的专业要求越来越宽泛，对人的才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全面。为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识教育适时提出。通识教育在本科阶段就着力培养那些未来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的份子的整体性思考能力，帮他们储备宽泛的基础知识，发展与社会相协调的良好的个性，从而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这无疑是从国家的层面对过于注重单一专才教育思想与模式的一种拨乱反正。在20年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又顺理成章地于2018年提出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从战略上进一步指明了教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