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字改革仍在路上，前景乐观

摘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一定义“普通话”在前，“汉字”在后。这个语序合乎语言应用规律、具备法律地位，不能被随意颠倒。“字本位”之说仅限于文言表达方式。通过联绵词这种口头语言的大量遗存，我们可以得知古代口头语言生动活泼，并不像文言文那样刻板僵化。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恰恰是对“字本位”教学观的技术冲击——写字识字的意义正在被信息技术削弱。从“骈俪文”到“八股文”，通过搬弄汉字所形成的文言格式，浸透了形式主义的文痞习气。每每科举大考，八股文泛滥成灾，状元学冠群伦，大多徒有虚名。应试教育、八股文风坑害了多少读书人，真乃罄竹难书。直到解放前，“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一教育思想仍然在塾学教育中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汉字是可以用多种语言分别读取的。分别用多种语言制作或读取以汉字为主体的各类文本，这是其它语种望尘莫及的。信息技术穷尽了所有汉字的编码，开辟了语音输入与提取等免写功能，克服了汉字走向国际社会的最大障碍。汉字走向世界的潜力巨大。汉语言文字改革仍在路上。我们对汉语适应世界，走向世界持乐观态度。

 

关键词：语言文字 普通话  现代汉语  文字改革  信息技术  字本位批判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人想升官发财，有人想成名成家，有哗众取宠的，也有趁热打铁的。人各有志，只要光明磊落，其实也无可厚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成长提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美竞争加剧，台海危机增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新一轮冷战氛围笼罩全球。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危机管控与正面回击措施。国人纷纷响应，有理性面对的，也有热血沸腾的，这中间不乏以“吓尿体”应景的奇葩达人。口号喊得当当响的，未必就是真革命。在我们大学语文教育界，可供“吓尿体”的素材不多，无非就是“传统文化”、“天朝上国”之类，把“立足本国，借鉴他国”^[1]视为“西方语言学称霸中国学界”，借此抹杀现代汉语教育，美化传统塾学教育，诋毁“文字改革”、“汉语拼音”、“词语本位”等行之有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实践，宣扬文字教育压倒一切的“字本位”汉语教育观，不惜牵强附会、混淆视听。能否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势搭个顺风车一举成名？其实很玄乎！

 

一、“语言文字”语先于字，主次分明

 

1949年，国家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先生力主定夺，将此前的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科。他的理由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2]，“语”即“普通话”，“文”乃“语体文”。现代标准汉语是以普通话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套语音、词汇、语法规范体系。语体文是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接近普通话的书面语，又称“白话文”。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相对概念。汉语是汉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语言体系，包括了汉语方言，也包含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是同一语种，纵向看古今有别，横向看，方言众多，所以，汉语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等同于现代汉语。中学套用了“语文”概念，大部分高校也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语文教育的重心放在推广普通话和强化白话文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培养方面，安排有适当的文言文阅读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丰富所需的历史文化知识，不可或缺。在1955年前后开展“扫盲”运动的经验层面上，国家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1986年6月，推出了《简化字总表》，总共收录了2235个字。这是国家发布的规范汉字。2000年10月3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获得通过，确立了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的法定地位，以法律的方式和手段维护了“文字改革”的积极成果。语文学科概念的产生，相应的课程建设与教育实践，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有序进行。这一社会实践是从我国语言文字运用的实际出发，并没有受到西方思想、文化、教育与政治势力的渗透与干扰。在众多语文教师的辛勤耕耘下，无论在教学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都成绩斐然，这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当前存在的应试教育，确实扭曲了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使语文教学的总体目标打了折扣。这一后果与现代汉语教育的体系建设无关，更不是放松文字教育的结果。汉语教育需要强调汉字教育，但把汉字教育提高到语文教育的龙头地位、压倒性地位，明显不切实际。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一定义“语言”在前，“文字”在后，“普通话”在前，“汉字”在后。这个语序依据“汉语事实”^[1]，合乎语言应用规律、具备法律地位，不能被随意颠倒。依据这一法律定位，“汉语言文字学”这个概念和提法存在；在现有的学术领域和学业领域，没有“文字语言学”这一提法。“文字语言学”这一观念不伦不类，是一种民族情绪的不良宣泄，一种标榜狭隘爱国情怀的形式主义表现，没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

“汉语言文字学”属于专业名词，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大类中的一个方面的研究生专业领域，有明确的学科分类和研究内容指向。“汉语言文字学”是研究汉民族语言体系及其书面表达形式的学问，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汉字文化，它的研究任务就是研究汉民族语言的起源、历史流变过程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汉字是汉语的书面表现形式，汉字是一种具有独立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系统，是汉语独特的配套工具。汉语和汉字形影相随，不仅具有独特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研究汉民族语言离不开汉字，研究汉字有利于汉语言文化的进一步教育开发和更新升级。汉字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从结绳记事到鸟兽足迹仿形，从甲骨文到钟鼎文、石鼓文，从秦代“书同文”到现代的白话文、简化字运动，从大篆到小篆，从隶书到草书，从楷书到宋体，再到现今形形色色的美术字体，从竖写到横书，从纯粹汉字版面到中西文混排……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文字改革的步伐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文字改革的实例不胜枚举，古来如此，纯粹出于汉字自身适应环境的需要，之间可能吸收一些外来语汇和外文字母，那只是一些为我所用的语言材料，在语言互动中有所借鉴，拿来主义，与西方语言学毫无瓜葛。文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书写、制版和识别，不是汉字的灭失，而是汉字的进化。不是破坏传统，而是追求文明。“抢救汉字”之说没有充分根据，倒有点狭隘自尊、感情用事。

在这个世界上，优秀的文化是不可能被淘汰的，你不去传承，世界也不会遗忘。就怕你持“天朝上国”之见，唯我独尊，蔑视其他文明，其实是予人口实，四面树敌，破坏来之不易的国际和谐环境，韬光养晦才是真知卓见。如果你真优秀，真金不怕火炼，无需杞人忧天！把两种文明绝然对立起来，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3]。文明之间存在互动性，互补性，但绝对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要把政治斗争和文化交流混为一谈，利用文化挑动民族对立，表面上爱国，其实是祸国，是灾难性的。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提法叫“中华文字语言学”，这一提法与“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表述不同，做了语序结构上的改变，将“文字”置于“语言”之前，“文字”处于突出地位、首要地位，即汉语表达的决定性地位，认为语言要素中，文字是第一性的，语音是第二性的，即所谓“字本位”汉语观，对汉语语言文字体系的这种认识和表达是片面的有欠妥贴的。汉语在中华民族语丛中仅具有代表性，不具备唯一性，每个少数民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和自由。“中华文字语言学”一说借助“中华”光环贩卖学术私货也不得人心。

文字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但语言可以离开文字而发挥独立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存在56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民族的语言，除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有民族文字以外，很多少数民族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并没有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社会生活与语言交流。“没有文字不成其为语言”“不先掌握汉字字源的语言学习效率低下”的相关论调不能成立。

“古代语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每一个字对应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的意见与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史实不符。事实上，语言的社会存在早于文字，汉语在汉字形成之前就已经是十分成熟的语言体系了，从汉语词汇库存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依据，那就是联绵词。联绵词大多是汉字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口语词汇，是汉语中的“活化石”。联绵词一般都是双音词，与多音节的复合词不同，他们在构词关系上属于单纯词，两个音节只表音不表意，不是一个字表达一个概念，两个音节不能分开来解释。《诗经·关雎》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窈窕”一词就是联绵词，也可以写作“窈窱”。“窈窕”二字没有确切的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表意功能，不能说“窈”是什么意思，“窕”又是什么意思，两个字连用，不能分开来解释，他们结合起来表达一个词素，仅仅属于表音文字。文字符号的产生在语言之后，这些汉字一般不能独立使用，也不能移作他用。“窈窕”的词义一般用来形容女子文静而美好，深沉而不轻浮，十分富有表现力，后来用来表现女子美好的合成词确实不少，文静、端庄、苗条、贤惠、贤淑诸词，都没有“窈窕”一词意蕴丰富，都不能与“窈窕”一词相媲美。《关雎》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接近当时的口语，使用了不少多音词，其中“雎鸠”(jū jiū)“窈窕”（yǎo tiǎo）“参差”（cēn cī）“寤寐”（wu mei）“辗转”（zhǎn zhuǎn）所使用的汉字属于表音不表意的联绵词。还有“淑女”“君子”“荇菜”“左右”“琴瑟”“钟鼓”等词，或偏正结构，或联合结构，构词规则与现代汉语无异。正因为如此，汉字发生前的这些口语词汇流传至今，沿用不绝，生命力仍然十分旺盛。现在常见的联绵词有“辗转”“尴尬”“蹊跷”“徜徉”“徘徊”“流连”“荏苒”等。联绵词中除了形容词，更多的是名词，是我们汉民族先祖给自然事物的命名：比如“雎鸠”“菠萝”“榴莲”“菡萏”“蜘蛛”“鸳鸯”“翡翠”“玻璃”等。不仅书面语言，在当今口语中，联绵词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比如“参差”“龌龊”“肮脏”“旮旯”“唠叨”“仓促”等，这些联绵词的字面形式都是后来配发的表音文字。这也说明，在汉字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汉语就已经十分成熟，并且是多音词居多的。联绵词在音节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或“双声”或“叠韵”，不是声部相同就是韵部一致，音节和谐，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性，便于表达，便于记忆，便于传诵。上古汉民族的口头语言风范，其形象性、活泼性、韵律性、深刻性基本保留在现代汉语里，汉民族口头语言古往今来一脉相承，从来没有“断”过“流”。说“古代语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每一个字对应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显然忽略了联绵词的存在。还有一些外来词汇，如坦克、菩萨、沙发、拷贝、迷你、克隆、的士，也都是多音节的单纯词，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里都是活跃成分。中华民族有博大的文化胸怀，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入乡随俗，学习语言与人情风俗，平等交流，和谐相处，包括语言文字在内，从来没有排外恶习。

韩愈在《师说》篇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教育理念——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在这一句里，“受”字与“授”字通假，“授”“受”不“清”，成何体统？从“字本位”“字形”教育的角度而言，何以解释？“受”在这里分明就是个单纯的表音符号。古代编辑与印刷水平有限，辞书普及率低下，写几个错别字我们能够理解，可以谅解，美其名曰“古音通假”。拿“古音通假”立个规矩，不过是在打马虎眼，不仅“为尊者讳”，还有鼓励作者写错别字之嫌。“古音通假”读取的是音符而不是形符，这一事例本身是对“字本位”教育观的一个有力的反证！

有人拿国家出台的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4]佐证“字本位”教学观。“字本位”教学观和“规范汉字”教育不是一码事。《中文编码字符集》收录的8万多个汉字，是为人名、地名使用冷僻字提供电脑录入和识别方便的，不是鼓励人们去使用冷僻字、异体字，也不是要语文教育不厌其烦地扫描字库，就算做到“活字典”，并不能代表学问深厚，大多是无用之功。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为汉字的编码录入提供了技术条件。不仅五笔字型、手写输入、汉语拼音输入在技术上已经成熟，语音-汉字转换也不存在技术问题了，阅读和写作、写字和认字都可以实现语音录入、语音提取，都可以通过电子手段来完成，实现无纸化操作。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恰恰是对“字本位”教学观的技术冲击——写字识字的意义正在被信息技术削弱。汉字只是汉语的辅助形式，书面形式，不是语言表达的决定因素。现在的小学生写作文或者造句的时候，如果有些汉字不会写，用汉语拼音替代也是可以的，老师会认可，社会也会认可。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把“赚钱”写作“赚q”，成千上万的粉丝们、码农们并没有因此发生阅读困惑，这种汉字简化方式也是行之有效的，悄悄进行着的。既然联绵词属于表音文字，就能够用现代汉语拼音方式适当替代，简化词语的书写，比如将“霹雳”写作“霹L”（或“P雳”）亦未尝不可。这并不影响表达效果，而且节约了时间，提供了书写与识别的便利。我相信，这种新的汉语言文字改革动向，将会促进汉语用字用词新的规范产生。面对新生事物，只要它依法不出现在我们的公务文书中，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不必惊恐万状，担忧“礼崩乐坏”。

“字本位”之说仅限于文言表达方式，学术上通称“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其实是古代书面语，并不包括古代口头语。古代没有留声机，我们不容易确定古代口语的存在形式，不过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联绵词这种口头语言的大量遗存，我们可以得知古代口头语言生动活泼，并不像古代汉语（文言文）那样刻板僵化，从“骈俪文”到“八股文”，通过搬弄汉字所形成的文言格式，浸透了形式主义的文痞习气，以咬文嚼字为雅，以明白如话为俗，以“雅”为荣，以“俗”为耻，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既造成了写作难度，也造成了阅读困难。汉语应该远离文字游戏歪风，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尊重底层，广接地气，走上口语化、大众化的坦途。

 

二、古法教学形式僵化，效率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汉字诞生以后，由于存在一定的书写难度以及书写材料的昂贵，汉字基本上成为上流社会的文化专利。为了节约成本，读书人惜墨如金，节约用字成为常态化，催生了以单音词为主的简约风范的文言语体，至此汉语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严重分流。最早的文言体例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后经历代文人作家仿效传承，与口语的距离越拉越大，形式越来越僵化，风格越来越腐朽。用文言写成的文章称为文言文，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畴。文言语体以“字本位”为根基，单音词居于表达方式的主导地位，省略句比比皆是，活用字、通假字成堆，咬文嚼字，晦涩难懂，有违口语规则，出现了就像读拗口令一样的阅读困难，读书人只得摇头晃脑、哼哼哈哈，以唱读的方式将字节拉长，来缓解语音阅读的压力。即便如此，也只是过了句读之关，仍然难求甚解，“惑之不解”“小学而大遗”！如果真要读懂文言文，还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把它翻译成白话，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资源浪费！人们奚落范进中举，范进中举尚在知天命之年，蒲松龄乃文化大器，屡试不第，古稀之年才拿了个“贡生”的名衔。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毕生的精力、一世的追求来挤“科举及第”的独木桥，这种教育有何效率和价值可言？贬损现代汉语，贬损文字改革，吹捧苦不堪言的文言语体教育模式，难以令人信服！曾几何时，国内国学私塾教育沉渣泛起，教师羽扇纶巾，学生汉服唐装，行跪拜大礼，诵经典之章，读《三字经》，背《弟子规》，传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排斥义务教育，忽略科技教育，抵制现代文明，培养礼制庸才，国人多有诟病。这种病态的教育模式，现在基本上在国内销声匿迹！语文教学的培养目标，不是文字学大师，不是咬文嚼字的书呆子，不是装腔作势的士大夫，而是能说会道，会写能干的社会实用人才，是劳动者，包括工程技术人才，科学创新人才和社会与企事业管理人才。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自隋朝大业二年（606年）创始，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结束，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第一个状元面世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个状元揭榜，其间共计有状元592人（不含“武状元”）^[5]，他们中有所作为者屈指可数。有所成就者，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如唐代诗人王维，书法家柳宗元，史学家王溥等，南宋思想家陈亮、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人也都是状元出身，历代状元中有所作为者数量少得可怜。身为状元，个个才高八斗，却没有一个科技人才。明清时代，封建专制统治越来越严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私塾教育，读经为主，旨在洗脑，离经叛道、忤逆朝廷为重罪，读书人个个都被训练成精神奴仆。孔孟之道就是一具让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服服贴贴的思想熨斗。每每科举大考，八股文泛滥成灾，状元学冠群伦，大多徒有虚名。应试教育、八股文风坑害了多少读书人，真乃罄竹难书。

文言雅句，大多是官场作风，多用来装样作秀，歌功颂德，讨好上司。社会沟通，还是以口语为主，面向实际，不媚官，不欺下，俗中见雅，多有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社会，比如说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几乎有75%以上的人属于文盲，很多人目不识丁，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交流和诉求表达。明太祖朱元璋从小家境贫寒，放牛娃出身，扁担倒下来不知道是个“一”字，后来参加元末农民起义，最终成为起义军首领，明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说他没有文言阅读与表达功底，我信，说他没有思想，没有口才，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我不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工农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队伍里，大多数人都是工农出身，文盲成分很高，经过长期的革命熏陶，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从奴隶到将军，他们其实都在接受教育，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他们所接受的是革命队伍中言传身教的口头教育。他们的成材，彰显了口头语体教育是卓有成效的。有人说：“以字教语”“文语并进”的教学效率远远高于重拼音语法词汇的教学，我们都是现代汉语教育的受害者。如此发言，罔顾事实，简直就是大白天说梦话。

我家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以教私塾为营生，日伪时期不幸死于流弹。所幸的是，父辈们都有受益，读过几年塾学。因为识文断字，我叔父还当了生产队里的会计。他的字写得很好，春节一到，几乎全村的对联都找他写，他要为这事忙上好几天。祖父去世后，留下了几箱子古书，都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当“四旧”除了。我当时是中学生，在叔父的眼里，算是个可造之材，叔父为我私藏了两套书，一套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精装本，上、下两册），另一套是线装本《康熙字典》全十二册，弥足珍贵。我如获至宝，有空就拿出来偷偷翻阅。《康熙字典》每个字条下面都附有该字的篆书。我因此爱上了篆刻。“大串联”的时候，我在汉口中山大道荣宝斋买了好多青田石背回老家，用钢锯条自制刻刀，首先刻了自己的名字，拿给叔父欣赏，你想象一下他看后会怎么评价？

他说：“光错别字！三点水就是三点水，怎么搞的像一堆蚯蚓！”

我把《康熙字典》翻开让他看，说这不是蚯蚓，是篆书。他至少读了5年塾学，字也写的很出色，但听到“篆书”二字后仍然一脸茫然。

他说：“《康熙字典》是爷爷的大宝贝，别说看，连摸都不让我们摸。”

“那你们都怎么读书呀。”

“他读一遍，你跟着学一遍，然后就是背书。如果要他教二遍，要打手。”

“如果教了第二遍还是背不出来怎么办？”

“罚抄十遍。”

我哈哈大笑起来，说：“难怪你字写得好啊，你肯定经常被罚抄十遍！”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塾学状态。

私塾教学，一不设讲台，二不装黑板，三不分年级。不分年级，就不能统一讲课，只能实行一个一个地个别授课。不装黑板，老师无从板书，以字为本，字形教育岂不是一句空话！韩愈在《师说》一文里，介绍了古代私塾的教学方式，给学生上课仅限于“句读”，即先生自己念一遍，把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做断句处理，让学生跟着读一遍，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帮助学生在书本上画上圈圈点点，把句子断开，方便学生唱读。只教句读，不做深入的讲解答疑，甚至以听老师讲解为耻辱，这就是韩愈批判的古代塾学教育：“小学而大遗”。文以载道，连“传道”（传授文章主题思想）都做不到，老师还会跟你鸡毛蒜皮地讲解汉字的使用意义吗！

据我所知，在塾学里，初级教材，主要是《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一类，把这些背完了，才学“四书五经”，一本一本的读与背，五年背下来，据说要背一箩筐的书。如果一篇没有背诵到位，先生就停止教授新篇。有的学生读了五、六年书，还没有沾上“四书五经”的边，先生认为是“蠢材”，不是深造的料。“经”读完了，就再读“史”，十年长学，要背诵几箩筐的书。直到解放前，“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一教育思想仍然在塾学教育中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是一句说了一千多年的大实话，也是一句大空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先生一般不作深入讲解。所以韩愈批评古代教育多为“小学而大遗”。现代人形容塾学教育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一点不假。尽管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不尽完美，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但比起塾学教育来，那可能不是强上一百倍的问题。借“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让我们的现代教育走回头路，这些人出于什么目的，我真弄不明白！

 

三、文字改革仍在路上，前景乐观

 

现在有一个提法，把信息化时代的交流方式叫着“读图时代”，可以免了书写，实现轻松表达。比如QQ表情，就有“微笑” “痛苦”“哈哈大笑”“点赞”“阳光”“胜利”“爱心” 等等，动动指头点一点就行，具有免写文字、节约用语、表达准确、形象生动、快速便捷的特点，被称为“快餐”文化。但这种快餐文化还缺乏规范性与合法性，只适宜于休闲娱乐场合，不适宜于公务活动、科技活动和商务活动领域。其实，“读图”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也是远古文明发生时的一种交流方式，从“结绳记事”到“仓颉作书”，人类从“鸟兽足迹”中获得了灵感，将这类表意图形、图画进一步抽象化，便获得了象形文字，将形符和声符再行拼接，便有了更多形声字，有许多虚词无形可托，怎么办？假借字是一种办法。假借字容易跟本义混淆，那我们就再造一个本子吧！同一事物不同的方言读解不一样，怎么办？转注，实现不同方言区不同字符的相互转借与对译，以便于文献资料的慎重解读与如实保留。……后人总结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这便是汉字的起源现象。汉字起源途径与成分纷繁复杂，容量巨大，给识字、用字带来了一定困难。解放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大事、参与技术革新、参与文化生活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普遍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成为时代要求。有鉴于此，国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规范汉字和简化汉字的工作。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地区拒绝使用简化字。2009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提出“识繁书简”的折中意见，被民进党“立委”戴了个“摧毁中华文化”的大帽子。近日，台湾民进党核心成员、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反中亲日分子苏贞昌在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追思会上“大秀书法”，被发现将“台湾”的“湾”字写成了简体字。苏贞昌本人其实是一个大陆新文化和简体字爱好者。对台湾民众而言，繁体字、简体字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区别，能看懂、使用方便就够了。不管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人民，简体字都受到欢迎，比如说台湾的“湾”字，写起来少来点弯弯绕其实很好。以“摧毁中华文化”为由拿简体字开刀，不过是一种政治操弄。

汉语文字改革不仅要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笔画还要精减，常用字量还可以压缩，同音字、同义字要清理，数字化输入方法还有改进的巨大空间，汉字一定能成为一种便写便读便于理解的力压群芳的符号系统，要让全世界友好中国、热爱中文的民族和个人存在学习和使用的便利。越是易懂易学，便捷适用，汉语才越有影响力，越受欢迎，越有推广价值。为了这一目标，我们一定要努力改革创新，进一步发挥汉字的表意优势，降低汉字的书写、辩识和数字化输入难度。贬低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教育的思维不可取！汉语言文字的国际成长，应该是我们主动去适应环境，适应对象，而不是让对象让环境来适应我们、适应古老的汉字。适应就是主动去尊重对象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提升汉字的可接受性。汉字还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中西文混排模式也会进一步增强。

内卷没有出息，僵化只能腐朽。汉字的未来要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这也不是新时代的特殊要求，汉字的进化过程历来如此。秦统一六国，小篆是法定使用的标准文字，行笔与间架结构都十分讲究，运笔流畅，结构紧凑，方方正正，优美大方。但篆书书写唯美，要求严格，写起来如同绣花一样，致使书写速度缓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结果社会出现了隶书，篆书线条状的笔画被点、波、撇、捺、勾、折、提所取代，隶书不仅提升了书写速度，也改变文字的运笔方式和形体结构，形成了一个与篆书迥然不同的表现风格，被社会广泛接受，流行开来。其后，书面语言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展，使用量进一步扩大，使用人口进一步增多，人们对书写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乎草书字应运而生，也产生了流行效应。为求书写工整，表达精确，“矫枉过正”，产生了楷体字，刻板印刷、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为了便于刻印，后来又产生了宋体（印刷体）字……。这种严重破坏汉字既成形体甚至是法定形体的做法，如果发生在当下，草圣王羲之、楷书大家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之辈，一定会被“字本位”倡导者一通又一通地打棍子、戴帽子。抽刀断水水更流，文字改革的趋势势不可挡。

汉字是世界文字宝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形式，确实存在可望文生义，字词一体，辅助表意，文本解读具有节约性，字面具有形式美，读音具有音乐性等特点。汉字记录不管穿越多少年代，都能够准确地保留历史记忆，予以正确解读。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汉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全世界人民都会珍惜她、爱护她，这是毋庸置疑的。汉语是联合国使用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汉字因此在国际语言符号系统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也是铁的事实。

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英语作为一种流行语种，是有先决条件的。航海大发现以后，殖民主义成为驱动文化扩散的强大引擎，也是欧洲的制度文明、科技文明的直接后果。美国独立后，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迅速崛起，二战胜利后得以称霸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英语国家，他的国际影响力足以使英语成为全球最流行的通行语种。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制造业总量都是世界排名第一。有学者预测，若干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等于或者大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总量之和。国际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选择和中国建立贸易往来。要跟中国打交道，不懂中文行不通。中文的普及率会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增强。“书同文”是中国秦始皇的历史功勋和伟大创举。如今的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标准化成为各个民族和地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必行措施。在统一度量衡、统一制造标准、统一货币交换的同时，“书同文”也会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这是国际社会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刚性需求。从清末开始，已有多种新的外来语言组合技术成分进入汉语书面语中，这就是横书格式、阿拉伯数字、新式标点符号、拉丁字母和中西文混排模式，这种引进和处置，融通了不同文化，为汉语汉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横书格式、阿拉伯数字、新式标点符号融入汉语，已成定论，拉丁字母和中西文混排模式来势汹涌，却遭到了一帮“字本位”学人的顽强抵制，以“纯化中华语言文字”为由多有微词。

我估计，所谓世界语将会是双语制，联合国现行的五种工作语言中，英语和汉语的优势地位明显。根据日本和越南处理汉字的方式，汉字是可以用多种语言分别制作和读取的。分别用多种语言制作或读取以汉字为主体的各类文本，这是其它语种望尘莫及的。譬如，用英语读取汉字文本，可以将“谢谢”直接读作“thank you（商克油）”、将“你好”直接读作“hello（哈喽）”；也可以将“thank you”直接写作“谢谢”、将“hello”直接写作“你好”。双语制以后，几乎所有接受过学校语言教育的人都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汉语，中英文混排模式理所当然，不足为怪，无需大惊失色。其他语种用汉字制作文本或读取文本内容，对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文化难免有所夹带，汉字文化应该去适应他们，而不是孤芳自赏、拒人于千里之外。信息技术穷尽了87887个汉字的编码，开辟了语音输入与提取等免写功能，克服了汉字走向国际社会的最大障碍。这种文字语音转换仍然是以词义为基本识别单位的。汉语汉字走向世界的潜力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文字容易产生历史流变，英语记录史实，一百年前的文献资料现代人阅读起来仍有困难。由于可以用多种语言读取汉字词语和文本、由于汉字记录历史可以经久保存，仅就这两点而言，汉语的国际地位将会优于英语。汉语的国际成长乃大势所趋。

汉语要发展，汉语会发展，但有汉字的存在，汉语的发展不影响既往汉语遗产的阅读。其他民族和国家，运用汉字制作的文献资料比其他语种更具收藏价值。汉语的发展需要汉字改革的配合。汉字改革仍然是精简笔画、规范常用字、清理异体字、适量汇入字母词汇、度量衡的量度单位名词的写法与国际通用写法接轨。这便是汉字文化无与伦比的发展优势，发挥优势，保护汉字，孤芳自赏行不通，必须赋予汉字普适价值，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意志，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密切接触时代的共同需要。

中国历史上多次建立过少数民族一统天下的政权，譬如满清政府，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中原，压制了汉族统治者，但在文化上却被汉文化同化。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册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乾隆皇帝动议编修的《钦定四库全书》，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才编成。优秀的文化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世代传承，与世长存。那些军事上的征服者，到头来却成为文化上的俘虏兵，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清]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二》），这种说法存在警示意义，但也不必因此而失却文化自信。是金子必然会闪光，我们对汉语适应世界，走向世界持乐观态度。

 

主要参考文献：

[1] 汪国胜 罗进军《世界语言学界的中国声音》《光明日报》[N]（2017-04-09第12版）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7-04/09/nw.D110000gmrb_20170409_3-12.htm

[2] 叶圣陶始创“语文”一词 - 中国文明网 [N] 2013-03-25　 

http://www.wenming.cn/book/pdjj/201303/t20130325_1136524.shtml

[3]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闻报道-人民网[N] 2019-05-15 第12版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515/c64094-31086588.html

[4] 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教育部官网[N]2022-07-2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7/t20220729_649675.html

[5] 中国古代共有多少位状元? 北京晚报 [N] 北晚新视觉>人文>旧照 2014-06-06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80819.html

 

 

 

 

 

 

 

周治南 全国高职高专示范院校—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曾主讲《大学语文》《实用写作》《艺术与修养》《东西方文化概论》《中外民俗文化》等课程，通览东西方文化，主要从事人文教育与人文学科研究。主编、主审、副主编、参编书籍近十部，其中主持编写的全国高职高专通用教材《实用语文》、全国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高职语文》两部教科书，开高职高专自编教材之先河。出版《语文实用技能教学》《东西方文化导论》《大学通识通教》等学术专著三部。主持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项目—“职教语文教学整体优化新模式研究与实验”、湖北省“十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科综合化研究”、湖北省教育厅“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大学人文素质与能力拓展教育研究”、武汉市社科项目《大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等多项人文课题研究活动。提出并有力地论证了“学科综合化”的通识教育教改命题，构筑了通识教育“一本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全面发展人”这一教育命题领域积累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