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声 记献身新疆兵团的父辈的悲壮生活
记献身新疆兵团的父辈的悲壮生活
我出生在乌鲁木齐，一岁随父亲到阿克苏农一师，先后在阿拉尔航运队、新开岭农场、十六团等地读书、接受再教育，直到读大学、在喀什工作了十几年，亲历亲见了父辈们战天斗地、艰苦卓绝的生活和人生苦难，当得知孔繁森的故事后，并没有特别的感动，反而觉得我们新疆的父辈个个都是孔繁森，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做出了超常贡献的古稀长者至今依然过着养老医疗没有保障的生活。新疆兵团200多万的父老乡亲有着相同的贡献和相似的命运，我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员，从他们的经历可以折射出每一位新疆老一代战士的精神状态，也可以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悲壮命运。
我的父亲周南屏是湖北枝江人，曾回忆说7、8岁时跟着父亲卖豆腐，饿了吃炒面，风吹了一脸，说明那时家里并不富裕。爷爷只是凭着勤劳办起了一个豆腐坊，供他读了初中，但16岁时日本人要他负责办理良民证，他拒绝为侵略者服务就逃出了家乡，考入了国民党机械化学校，做了汽车驾驶兵。1949年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随三五九旅进军新疆。解放新疆后就地复员到汽车运输团当技术员。195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为了向党说明家庭真实情况才与家乡联系上，得知因为爷爷在解放前夕买了一些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背上了地主出身的身份。1956年，我的母亲李菊兰从浙江永康作为支边青年来到乌鲁木齐，与我父亲喜结良缘。1958年父亲响应党“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号召，支援南疆建设，来到阿克苏农一师汽车营当技术员，没两年又积极报名到人烟稀少的阿拉尔建立塔里木河航运队，被任命为该队指导员，负责塔河两岸的船运工作。
我依稀记得6、7岁在航运队的时候，我的爷爷来了，他一个人住着一间小土屋，离我家不是很远，我经常去那里玩，叫我爷爷回家吃饭，在房前他还给我种了一株苹果树。航运队种菜班有一条大青牛，谁都管不住，只有我爷爷能镇住它。我经常看到爷爷牵着那条大青牛，那牛在我爷爷面前很温顺，对此，我在小朋友面前特别自豪。可是好景不长，大约是64年搞四清运动，上级要求做指导员的父亲与地主父亲划清界限，就不得不将老人家送回老家。我记得爷爷独自背着行李上车离开了，从此我们全家人都再没有见着爷爷，据说老人家回老家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当塔河航运队建好了，我父亲再次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前往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建设新开岭农场，由他带领一个特殊的由上海青年和一部分“负号青年”（因表现不好受管制的人员）组成的连队，开荒造田。那一年，他们每人只配给一个脸盆一个刷牙缸和一床被褥，一天只能分到一杯喝的水，小半盆洗脸水，还常常是盐碱咸水，露天宿营，每遇风暴，整个人都几乎被埋进沙土里。吃的主要是玉米窝窝头和咸菜，青菜极少，偶尔有些肉罐头或咸肉打牙祭，有时可网些鱼、采些野菜或者打到野兔改善一下生活。就这样，他们像野人一样奋斗了一年多，开出了农田，建起了地窝子（在地面下挖
我们的饮食很简单，十岁以前的印象最好吃的东西是白砂糖水泡白面馒头，成年人长期都吃粗粮，白面很少，米饭更是一年吃不了几顿。记得8、9岁的时候，好像一个什么节日，与一些上海青年叔叔阿姨一起吃饭，其中最让人喜欢的是红色的甜椒，每人一份，妈妈省下给我加了一些，我吃得很甜美，一位上海青年阿姨说吃不完又给了我一些，我非常高兴，专门留下来晚上再吃。红彤彤甜美的辣椒菜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新疆寒冬很冷，低温可到零下二十几度，而且冷的时间有三个月之久。但是没有煤炭，冬天基本就靠土火墙烧红柳根取暖，所以我们都要在夏秋季到野外打柴。有很长一段时间，公家都不给取暖费，完全靠各家自己打柴。特别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上级居然还规定要从每人工资中每月扣5角钱，说柴禾是国家的，个人打柴用了要给国家交费。对此，我母亲很有意见，反对爸爸在连队执行，结果我父母还为此发生了争吵。后来，慢慢改进，单位每年给每户发一牛车柴禾（大约有300公斤吧），但还远远不够一个冬天取暖，所以我从11岁起就跟随朋友们到戈壁滩打柴。
“文革”开始后，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入“牛棚”管制劳动，很少回家，每个月只发30元的生活费。那时都实行定量供给粮食，一家四口每个月常常缺粮三四天，所以我们经常去挖野菜，按规定数量养几只鸡和兔，秋收季节还到收成后的田里挖土豆、拾麦穗，将食堂丢弃的菜帮菜根捡回家腌制咸菜吃。寒冬取暖更没了保障，所以家里整年的烧柴都要靠自己解决。那时实行9天休息一天的大周休假制，妈妈在完成繁重的劳动之后还要在大休日带我去拾柴。后来妈妈怀了我妹妹，不能去担柴了，约12岁的我就带着7、8岁的弟弟去拾柴。好在我有几位年长几岁的同学帮助，带我到较远的地方拾较好的柴禾，教我将柴禾立起来打捆，就可以多挑一些。有一次，大约在11月一个小雪天，弟弟背着一捆柴实在走不动了，就丢在半路上，我舍不得就将他丢下的柴禾加到我的挑担上。天快黑了我们忍着饥渴终于挪到了连队附近，远远看见妈妈挺着肚子快步赶过来，接过了我的柴担，那一刻的温暖和幸福让我终生难忘。
但是这样怀有温暖的日子也很快被打破了。因为我父亲与造反派讲道理，被认为死不改悔，还说是家里有个贤妻支持的原因，所以就将我妈也打成“保皇干将”，甚至又污蔑为国民党特务，也关进“牛棚”，一个多月不让回家。12岁的我与8岁的弟弟相依为命，每天只能从食堂买些饭菜艰难度日，眼看弟弟瘦得皮包骨头也无能为力。终于有一天妈妈请假回来看看我们，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杀了，刚煮熟盛到碗里，突然来了几个青年当着我的面给我妈带上手铐押走了（其中有一个叫娄世勇的，原来是负号青年，总是瞪着带血丝的眼睛，一副凶相。“文革”中成了造反派的小头目。后来我从爸爸的日记得知他曾经将我父亲的胳膊打断过。我父亲却从来没给我们提起，在文革结束平反清算的时候也没有向司法机关状告他）……我和弟弟只能整夜躲在家中相拥而泣……。就这样我与弟弟像孤儿一般生活了好几个月，白天上学经常遭受黑五类子女的轻蔑，回家没什么可吃的，只靠食堂买来的窝窝头度日，所以记忆中平生最美的一餐饭就是那时候一位邻居大妈（湖南人）给我们弟兄送的一碗面条，中间有一点韭菜叶，放了一丁点羊油。
“文革”中期，我父母被安排到一个比较偏远的连队管制劳动，父亲的任务是每天要打500多块土坯。这是当时最费体力的一个活。头一天要选挖好胶泥用水浸泡，第二天一早就要翻和，像揉面一样将泥和得均匀，软硬合适，再从泥坑里起出，堆放到平地，再将泥用木盒一块块的装填扣到地上，制成一定大小的土坯，等晒干后再摆放整齐，成为造房子的原材料。现在一般年轻人要打出这样的土坯100块都会累得腰酸背痛，很可能还完不成。
“文革”终于结束，我父亲获得平反，安排到运输队当队长，这时他已经五十多岁，患肝病多年。但是为了响应团党委的号召，除了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外，还带头按照上级要求业余时间种植2亩地的棉花，最后两年他实在干不动农活了，还让我母亲帮助他完成这个业余工作，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推卸这份额外义务。运输队李会计后来问我，经常看到周队长像焦裕禄一样一边开会一边捂着肝区，是不是肝病很严重了？其实爸爸患肝炎十几年了，但是他从没有因此休过假，除非严重到不得不住院。就是病故那一年他还带领同事做了四件可圈可点的事情：第一件，他在我妈妈帮助下，业余完成了2亩地棉花的种收。第二件，带领几个职工去解救被洪水包围了的维吾尔族牧羊老乡。第三件，与同事寻找落入冰河的职工，亲自跃入齐腰深的结冰的水去捞取毙命者。第四件，初冬时节带领一个小队4辆卡车上山运煤，40天的任务20多天完成了，他还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这个喜讯，自豪地说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然而，在年终的时候，一位司机职工因为压死了老乡的羊，为了化解矛盾，我爸爸前去处理不得不喝酒赔不是，严重损害了有病的肝脏。再加上本队一位副队长姜潮生想获得职工和领导的双份奖金，而我父亲坚持上级组织规定只能发一种就高的奖金制度，不同意给姜副队长双份奖金，这个姜就大发雷霆，拍桌子争吵。肝火加酒精终于击垮了我父亲，住进了医院。住院后，医生发现病情很严重建议转至内地治疗，他说这种肝病很难根治，哪里都一样，何必浪费这么多钱，坚持不去。他属于49年入疆的具备离休资格的老干部，所有的住院费用都是百分之百报销。他不愿意浪费钱实际上是为兵团节约了一大笔经费。住院期间病情时好时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很乐观，对我说：“共产党人就是‘斗’子当头，以前我们与自然斗，其乐无穷；与敌人斗，其乐无穷。现在我与病魔斗，其乐无穷！”还给来看他的指导员说：“等我好了出院，再配两台卡车，还可以干两年，让效益翻番。”
然而，精神最终没有战胜病魔，在他59岁的时候离开了人间。他去世后，团首长亲自来为他吊唁，还有不少老同志老员工都来为他送行，但是，按照当时兵团农一师的政策，却只发给我们280元的抚恤金，因为当时一口水泥棺材的价钱是280元。一个为国家为边疆奉献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死的时候就只配给一口280元的水泥棺材！我们家只好自己筹资买了一口木棺材将父亲安葬在塔里木河边的野岭地。其他再没有获得公家任何费用。不过，兵团还是有一些人性化的政策的，即承认夫妻各承担一个子女的抚养费。我家三兄妹，我已经工作了，我弟弟正在读大学四年级，妹妹在读初中，父亲去世了按规定就该由父亲工作的单位提供一位子女的生活费，每月15元。十六团管财务的人员算了一笔账，给我妈妈说，给你女儿就是每月15元，现在我们选定给你儿子提供生活补助每月20元，算是给你们的关照。结果我弟弟4个月后毕业，就停止发这笔补助了。
父亲的人生就像大多数新疆兵团农垦战士通常所经历的那样，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最终没能回老家，忠骨永远埋在了塔里木戈壁滩，但心里一直牵挂着回归家乡，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有了孙女就叫“秋雁”，可以北往南归。然而，他至死都没有想到遗孀和小女多舛的命运。父亲亡故头几年，我母亲独自带着女儿工作到满工龄30年才退休，那时我和弟弟都在新疆工作了，但对兵团寒了心的母亲一心想实现父亲回归内地的遗愿，说什么也不愿意留守新疆了，退休后马上带着上高中的妹妹投奔在武汉工作的叔叔，也希望带动我们兄弟调回内地。最初几年她自己连一个像样的安居住处都没有，只能将我妹妹寄居在叔叔本来就拥挤的家里，自己到饭店打工，供养妹妹读书，好在妹妹有幸考取了武汉铁路局成了一名列车员，朋友相助租借给一间房子才算勉强安居了。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我们的成长，日子渐渐好起来，我也从新疆追随母亲调回了湖北，我弟弟与妹妹联合在武汉买了房子，终于过上了稳定温饱的生活。但是，不幸又降临了，大约在2002年母亲66岁时被麻木撞断了股骨头，在武汉广州军区陆军总院治疗时，骨科医生极力动员我们给她换人造骨，一下就花费3万多元，结果因为医疗失误没有接好骨头，还造成了褥疮，使我母亲遭受了一年多的痛苦。该医院骨科不但毫无反省之意，还推说是病人骨质疏松所致，医护人员也态度恶劣，毫不负责。后来我们转到铁路医院很快接骨成功，反证武汉陆军总院的医疗事故，但因为军区医院有特别保护伞，无法状告。更令人遗憾的是，新疆兵团医保政策也很严苛，给我母亲的住院费只报销了百分之五十几。随着母亲年岁增大，各种病越来越多，但是医疗保障至今还没有健全，没有联网，平时生病在门诊看病根本报不了，住院费差不多也只能报回60%左右。
一年前，我母亲因为人造股骨头松动不得不再次做接骨手术，结果伤了元气，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帕金森综合症、心机缺血甚至肺癌等多种疾病。半年来越来越虚弱，多次住院都没有好转。经过多方了解，我们知道，80岁的人患肺癌没有治愈的可能，医生也建议用中医保守治疗，提高生存质量更有意义。所以回家疗养是最好的选择。但总是需要看看门诊，或者间隔一段时间需要开中药，然而新疆兵团的医药报销制度只同意在定点医院看病，调换新的合适的医院也很难给报销，在门诊看病治疗完全不给报销。这位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最终也面临着看不起病的悲催困境。一个月不到3000元的退休费，支付不了不断增加的门诊费用，只能靠我们兄弟出资接济母亲治病。现在住院也不容易，一年住了三次，治不了就需转院，住一次仅检查费就是几千元，动辄就是十几万，这边迟迟还没有报回50-60%，那边就又要缴费。母亲最后是否能获得比我父亲好一些的最终待遇，还不得而知。她老人家无奈而又高尚地说：“如果治不好病，就不用治了，捐献遗体给医院算了，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还可以为后人治疗总结经验。”为此，我和弟弟专门带她去看了石门峰烈士陵园的遗体捐献纪念碑，我与母亲相约都签下遗体捐献协议，愿意为社会和人类作最后的贡献。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有好几位与我母亲情况类似的从新疆回来的老人，都面临着医疗报销难的问题，这恐怕是普遍的问题。期待党和国家乃至各省市政府对这些为国家边疆发展和安全做出了毕生贡献的父老乡亲多一点关爱。（周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