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立：“例子说”并非源自叶圣陶

“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的说法，即语文教材、课文“例子说”，是当前语文教育工作者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在相关著作与论文中，无不反复征引，津津乐道，并且都认为是叶圣陶首先提出来的。 

的确，在叶圣陶的一系列论著中，多次阐述“例子说”。例如，在《阅读与写作》一书中，夏丏尊、叶圣陶合写了《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其中说：“文章是多方面的东西，一篇文章可从种种视角来看，也可应用在种种的目标上。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可以作‘随笔’的例，可以作‘抒情’的例，可以作‘叙事’的例，也可以作‘第一人称的立脚点’的例，此外如果和别篇比较对照起来，还可定出各种各样的目标来处置这篇文章。（如和文言文对照起来，就成语体文的例等等。）”^[1]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教材是例子”的论断，但是语句已经十分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国文百八课》由开明书店出版，从1935年到1938年先后印出四册，而《阅读与写作》出版于1938年，所以《关于“国文百八课”》的写作时间当在1935～1938年之间，或更早一点。《背影》是《国文百八课》第二册中的课文。 

1941年，叶圣陶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说：“精读文章，只能把它认作例子与出发点；既已熟习了例子，占定了出发点，就得推广开来，阅读略读书籍，参读相关文章。”[2]精读文章是细琢细磨的，用来体味篇章结构、语调、文法的；精读一篇文章，可以带动许多篇文章的阅读，这就是例子的作用。 

1942年，叶圣陶在《介绍<学文示例>上册》中说：“大概教本、读本、选本之类只是举些例子。以为天下奥妙尽在于此，只顾捧着本子死读，即使得益，也不会太多。认清那些本子只是例子，从中得到些启示，学到些方法，随时随地拿来活用，那才是受益无穷。”^[3] 

1943年，叶圣陶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中明确指出：“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们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够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4]《笔记文选读》是专选文言文的课本，由吕叔湘编著。 

1949年9月，在《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叶圣陶说：“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语法、修辞法、作文法、思想方法要从实际的听、说、阅读之中多多提出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发见种种的法则。”^[5] 

1961年5月，叶圣陶在《关于编教材》的讲话中说：“语文课本不同于其他的课本：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本，材料是一定的，各科的‘教学大纲’都规定好了，语文课本的材料是课文，课文实际上是举例的性质，‘教学大纲’并未规定，所以要选。”^[6]叶老从语文教材与其他学科教材的比较中，再一次谈到了语文教材的性质。 

1978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叶圣陶做了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发言，更是明确提出：“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7]要实现“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根本目的，在语文教学中，就是要用一篇篇课文作例子，让学生掌握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学生掌握了方法，自己能看书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1982年的大年初二，罗世杰去拜访叶圣陶，叶圣陶又一次指出：“书是教不完的。课文无非是例子，要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教给学生读书、看报的技巧、能力。总不能什么全喂给学生，更不可能永远教学生。要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离开学校，他们还要自学，还要发展。”叶老强调这是自己的“老想法”。^[8]“例子说”既是“老想法”，也是针对教育现状的旧话重提，有感而发。当时中学语文教学片面追求教学篇目的数量，忽视教学实效，与当下在语文教学中一味主张多读多写而忽视有效阅读、有效写作、不懂得酌量控制的情形相似。叶圣陶的话绝非老生常谈，而是积数十年教学经验的深刻总结。 

    可见，“例子说”是叶圣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贯的主张，其表述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充实。虽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例子说”提出了质疑，但从来没有动摇过叶圣陶的“例子说”的“发明权”。 

其实，早有学者委婉地指出“例子说”并非叶圣陶的发明，而是来源于蔡元培的说法。 

董菊初在1998年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一书中指出：“蔡元培主张把课本当作例子来读。1920年他说：‘要知道书本是不过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譬如从书本上学得菊花，看见梅花时，便知道也是一种植物。’‘如果能像这样的应用，就是不能熟读书本，也可说书上的东西都习得了。’这一观点，叶圣陶在三四十年代多次作了深入阐发。”董菊初经过考察之后认为：“总之，我们可以发现，叶圣陶许多教育观点，可以从蔡元培的著作中找到源头，或多或少，或清晰，或朦胧。”^[9] 

顾黄初也指出：蔡元培“是我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他极力提倡在教学中采用让学生自动学习的新方法。1920年12月5日（注：顾黄初此处引文时间有误，详下），他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作演说时说：‘按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做学生的，也不是天天到校把教科书读熟了，就算完事，要知道书本是不过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顾黄初指出：蔡元培“在语文教学方法上的这些主张，对后世的语文教学革新影响颇为深远，”可以从叶圣陶等人的理论观点中看出对这些主张的吸取和发展。^[10] 

董菊初、顾黄初两位提到的蔡元培的文章（因为版本不同，董、顾两位的引文，与蔡文相校，个别文字和标点有异），题名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于此有关的一段文字如下： 

次讲智育，案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至于常用口头的讲授，或恐有失落系统的毛病，故定出些书本来，而定书本也要看学生的程度，高下适宜，才对。做学生的，也不是天天到校把教科书熟读了，就算完事。要知道书本是不过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譬如从书上学得菊花，看见梅花时，便知也是一种植物；从书上学得道南学校，看见端蒙学校，便也知道是什么处所；若果能像这样的应用，就是不能读熟书本，也可说书上的东西都学得了。”^[11]

这篇文章发表在《教育杂志》1921年第1期上，据该刊介绍，它是蔡元培于1920年12月7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说词。上述文字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完整的一段，表述了清晰的看法。蔡元培用“注水入瓶”比喻注入式教学，这种教学是将知识“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灌输给学生，这是他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学生只能品尝学习之“苦”，而不能体味学习之“乐”。他积极倡导的是启发式教学。他认为：“教员者，启学生之知识者也。”^[12]“学校中之智育，多不外乎教科书。”[13]“对于各种学课”，“要透彻教科书所载。教学所讲，都不过开一门径”。^[14]但是，教科书只是“例子”，是启发进一步学习的“例子”，即要从具体的例子内抽出公例来，应用到别处，以此来“发见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从而达到“自动的求学”。^[15]教师这样教学，才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蔡元培的书本（此即指教科书）是例子的说法，是泛论一般的教科书，这其中自然包括国文教科书。这样一大段观点鲜明、论述透彻的文字，不同于只言片语，是很显眼的，不容易被忽略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叶圣陶一定读过这篇文章。理由之一，蔡元培是名人，也是教育名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他的言论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理由之二，蔡元培是叶圣陶崇拜的人物，他的言行自然受到叶圣陶的格外关注。叶圣陶在1943年发表的《读<蔡孑民先生传略>》一文中说：“四十以上的知识分子，他如果稍有知人论世的识见，他的心目中必然有个蔡先生在。”“他是给民国教育打基础的人，他是给我国学术开途径的人。”^[16]叶圣陶出生于1989年，1943年时，正好属于“四十以上”这一代人。理由之三，叶圣陶对蔡元培不仅是一般的崇拜关系，而且两人的私交甚好；就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的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2月，叶圣陶应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聘请，到北京大学预科担任讲师，主讲作文课。[17]由此可见两人彼此的熟悉程度与互相赏识。理由之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蔡元培的教育名文，自然会受到当时担任教师、关注教育的叶圣陶的注意。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的前后，叶圣陶于1917年春，在甪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1918年与王伯祥等组织甪直镇教育会，研究教育改革。1921年7月，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同年10月，又到浙江第一师范任教。[18]这样的从教经历，理所当然地会关注当时的教育动态，这是他的职业敏感所致。理由之五，叶圣陶与《教育杂志》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最初就是于1928年在这家刊物上连载的。一贯关注这家刊物上的文章，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综合以上分析推断，叶圣陶受到蔡元培这篇文章的影响，从中有所借鉴，是情理之中的事。 

至此，完全可以说，蔡元培是“例子说”的发明者。其实，毋庸再多做说明，只要把蔡元培和叶圣陶两人的观点摆出来，其间的承续关系，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 

指出语文教材、课文“例子说”并非源自叶圣陶，并不是要否定叶圣陶在此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正是叶圣陶将蔡元培的教科书是例子的观点做了反复阐释，才使之发扬光大，流传后世；否则，即使蔡元培的论述再高明，如果没有叶圣陶的阐释，也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不为人所知晓了。 

  

参考文献： 

[1]夏丏尊，叶圣陶.关于“国文百八课”[M].//阅读与写作.上海：开明书店，1938：121. 

[2]叶圣陶.《精读指导举隅》前言[M].//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1. 

[3]叶圣陶：介绍《学文示例》上册[M].//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89-390. 

[4]叶圣陶.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J].国文杂志，1943（6）：3. 

[5]叶圣陶.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M].//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49，150.这份《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是手写稿，最初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入1980年8月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此前未曾公开发表。 

[6]叶圣陶.关于编教材——跟江苏农村教材编辑人员的讲话[M].//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10. 

[7]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J].语文教学通讯，1978（Z1），116. 

[8]罗世杰.叶圣陶先生话语文教学——春节访叶老[J]. 语文教学通讯，1982（4）：3. 

[9]董菊初.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8：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