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回望除夕
今天是腊月三十，多少国人在忙年，他们忙着回原乡、忙着蒸煮、忙着贴春联。我却无事一般，依然到汉江湾走走，胜似闲庭信步。原来汉江边也沾了喜气，路边的树上吊起了大红的灯笼，横横竖竖的彩条攀附交织，在寒风中哗啦作响。走近一个醒目的灯笼，将其全身上下打量一番，方知灯笼下面纸片一面有一“福”字，另一面是“招财进宝”四个字，倒着念才顺口呢。睹之，我又要发议论了，觉得此举太俗。有“福”（字）足矣，另一面就不能再俗了。我以为用“奋进”或“打拼”或“中国梦”或“孝”或“勤”等都比“招财进宝”要好得多。如此这般，不正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举么？现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难道就不能借用灯笼做文章么？如果心中有“中国梦”，自然会上进；如果“打拼”或“勤俭”，自然就有“福”。一味地“招财进宝”，不亚于守株待兔。看着这些在风中荡来晃去的纸糊的玩意儿，怎么觉得像传销口号呢，不如拉上 “一夜暴富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陷饼” 的横幅更实惠。
当下物质极大丰富，商场里货物堆积如山，特别是年关近了，商场走道都是年货，可是我们精神上并不富有。多少国人心目中只崇拜权力英雄和财富英雄，却漠视文化英雄和精神英雄。换言之，漂亮的脸蛋倒是很多，但有趣的灵魂却很少。
手头正在写的论文是关于预叙部分，下意识地引用了王仲刚长篇电视小说《喋血大动脉》中的部分原文，大约五十余字。王仲刚是我的老友，处事为人都值得我好好学习。如今写论文，要引用一段原稿，自然首先想到他的作品，这也是人之常情，并不算违法违规，更没有触及底线。王仲刚曾为共和国的公安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如果我不提及，当下的年轻人就会把他忘记。单说他立一二三等功就有17次，真是一个传奇式的警监。因此，我在讲座或讲课时会不时地会提到他。
上午休息时，与母亲通话时，母亲声音高亢。她说正在准备年饭，亲自动手，忙得欢天喜地。此前，给母亲通过微信发红包188元。我特地电话问她会不会使用微信。她说现在会用了，红包多多益善。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给母亲发红包。我的母亲虽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却非常开明。我们没有回家过春节，母亲也是理解的。母亲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回家乡团聚就不高兴，或叹气流泪。我对母亲说某高校老师在国外读书八年都没有回家……我这么一说，母亲就听懂了。
母亲大半辈子与泥土打交道，却颇有眼光，总是支持我继续读书，还不时地提醒我注意身体。
中餐时分，妻与子外出了，我就自己动手蒸饭、蒸菜，不足之处是无青菜。
没吃年饭前，我就给儿子准备好了红包。红包正面写下“志不强者智不达”，反面则是“人无刚骨，安身不牢”等字样。我的目的不是送200元，而是送给他两句话，给他的是精神力量。如果他有了强大的力量，将来何愁挣不到钱。此前，我问儿子，压岁钱是给现金红包，还是转支付宝，儿子回答说“随便”。
大年除夕，国人在疯狂地拜年发微信祝福，或速递红包时，我却还沉浸在论文的写作之中，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对儿子说，做人要做一个UNIQUE.儿子居然把这个英语单词马上拼写出来了，我马上表扬他，说不错，不错！
人生很短暂，为何要活出别人希望的样子呢？做真实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晚餐年夜饭后，由儿子洗碗，这是必须的。哦，饭前，添饭也是儿子的。开饭后，我们三个人喝红酒。我对儿子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家三个人的生日都要加菜，有条件就下馆子，无条件至少要加一个菜……
儿子拿了两百元的红包后，说这个袋子没有装满，还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红包袋子。真是要装满的话，得放入两万元人民币。我像儿子这么大时，连十元的压岁钱都没有。最大的一张还是五角的纸币，那是外婆给我的。在外婆家生活的那段日子，它一直陪伴着我。等我离开外婆家时，母亲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动员我退还给了外婆。儿子现在衣食无忧，真幸福！可是儿子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精神食粮才显得尤为重要。
小时候大年三十那天，父母忙于准备年饭，我们兄弟则忙着糊“亮框子”和印制冥币。年饭后，到坟前为死去的亲人送灯时，点上蜡烛后担心风将它吹熄，就用白纸糊一个“亮框子”挡风。一般情况下，一个坟堆用一个亮框子，但得多准备几个，万一不小心烧着了，就得再补一个。糊完“亮框子”，印完冥币，手里弄得粘糊糊的，脸上黑乎乎的，但我们仍然很高兴，毫无沮丧之感。
那时的冥币只有黑白一种单调的颜色，皆由各家自办发行、手工制作，也不需要在“银监会”和“工商局”备案，如今的冥币则是机器制作，可以成捆地批发和成堆地购买。自制冥币时，把一块雕刻好模型的木头浇上带有香味的墨汁，然后在洁白的纸上盖印。那时的墨汁不掺水，正宗着呢。哪像现在连进口之物都做假，假酒可以喝死人，打蜡的苹果加速病变，更不用说假话，昧着良心做事。
印制冥币跟现在盖大红的印把子一样，都有学问，都得小心翼翼，心一燥就容易盖歪。盖歪了的冥币不能算真“钱”，万万不可烧给先人，担心他们在阴间使用这歪货时，被当作假币而受罚。
那时的冥币面额没有现在的大，大都是十元和五元的，如今甚至还出现了“天地通银行”发行的彩色冥币，十亿的天价面额都有，大得不敢想象，我倒忧虑地下的老人家如何使用这大票子。为何现在的冥币面值变大了，我是这么想的：一是现在的人涨工资了，发财了，有钱了，出手自然大方；二是更具有孝心了，现在不是正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么？国人得拿出一点表示孝心的实际行动才行；三是阳间通货膨胀了，钱不值钱了，想必阴间也是如此。
送灯时的民谣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腊月三十月亮大，有个强盗偷西瓜；瞎子看见了使起哑巴喊；聋子听见了使起跛子赶……”。腊月三十月怎么会有月亮呢？正因为没有亮光，我们才去给亡灵送灯。给亲人上坟送灯，万万不能把地方弄错了。如果像瞎子上坟那样估堆，则是对亲人的极大不孝或不敬。我们近、远亲几个人相约一同前往坟地，正如人世间走亲戚一般热闹。在不能确认地方时，就会像现在开高级别严肃会议一样讨论一番。那时不分年纪大小，也不分辈份长幼，只要言之成理，皆可采纳。有的说去年我还在此地放了一块砖做记号的，没错；有的说，离那棵小树不远，差不多；送错了，请老人端到自己家里去，不要怪晚辈哦，我们还要跑下一家呢。
给亲人点上灯后，还要烧冥币，烧冥币也要用心动情，必须烧过心，不能有残留，否则到不了亲人手中。接下来是磕头，然后是炸鞭。一套程序走下来，至少要一刻钟。
不是每家都走炸鞭这样的程序，因为不是每家都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有钱人家甚至可放拇指粗的爆竹（那时还没有“震天雷”一说），可以让整个村子都知道。我家经济状况不怎么样，就只能放放散鞭。那些零散的鞭还是大户人家的未燃之物。我家正在吃团年饭时，听到隔壁住户用竹篙挑着万响的鞭炮在炸，我就把饭碗推到一边，跑出去翻捡鞭炮屑中没有来得及炸的土鞭。当时看着人家放整挂的长鞭，羡慕得不得了，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发财了（那时还不知“发迹”一词）我就用扁担担两箩框或让我爹拉一板车鞭到祖坟前轰炸，那效果不亚于现在的电影《大轰炸》。此举旨在告诉九泉之下的亲人，后辈中也出了一个“人物”呢。
送完灯回家，鞋子连鼻孔眼睛都没有了，裤子上也是泥巴点点。漆黑的夜间，在田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抢时间，把灯送完了，才能回家洗澡穿新衣。那时，不像现在流行代驾或租朋友回家过年，或请人帮忙扫墓或上坟。如果那时市场经济就弥漫乡村，现在哪有这么美好的回忆。因此，现在反倒感谢贫穷，怀念贫穷。物质的贫穷却可以制造精神上的欢乐，正如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用嘴巴给全家炒菜一样。如今，相当国人物质富有了，精神上却空虚了，可叹！
洗了澡，换上新衣新鞋，兴奋得睡不着。穿上新衣鞋外出去找狐朋狗友，或许带有炫耀的潜意识。上上下下的口袋被瓜子、糖和散鞭装得塞鼓塞鼓的，尽管走起路来并不利索。
如今，“奔五”的我倒是越发怀念儿时的年味和年景。小时，尽管物质困乏，但我们有太多的憧憬和希望，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也就是说幸福指数非常高。可是现在，心灵上总是不暖和，不知何故；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没有精神寄托。要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倒是无怨无悔，没有虚度年华，每天坚持写作即是很好的明证。
腊月三十晚上，汉江湾灯火通明，平时不开的灯像梅花一样在寒冷的年夜里竞相绽放。这么多的灯，这么亮的灯给谁看呢？是装点大地，还是美化江城呢？
如今，工农差别缩小了，但是城乡差别却更甚了。感受冷光亮如白昼，不由自主地想起光盘的小说《抓捕路霸江自善》（《当代》2017年04期），不禁泪流满面。
文本中的“我”是一个警察，也是故事的讲述者。“我”的领导派出所所长为了执行县长的命令，把江自善给抓起来，并关起来。好人江自善为了帮村民集资修路，也有难言之隐。为了村民的利益，结果江自善弄得里里外外不是人。好在聪慧的派出所所长在执行县长指令的过程中还是打了折扣，譬如让江自善被“关”得舒服一点，毕竟所长的良知尚存。最后，江自善把那严重污染村子的厂子给炸了，然后走向派出所投案自首……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的确如此。武汉为了筹办世界军运会，从去年开始就大搞“立面整治工程”，多少民工吃、住在集装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