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立：金针度人，助力教学

 

 韩建立

 

杨建波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大学语文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不辞辛劳地为大学语文事业奔走忙碌，着实令人感佩。建波教授的新书《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长江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出版，理应为之鼓与呼。这鼓与呼当然不是不走心的喝彩，也不是无原则的吹捧，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初闻书名，未见其书时，猜想大著既名为“建议”，大概就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式地叙述研究和教学上的经验、心得，其中可能不乏殷殷的教诲、迷津的指点；恰似壮士出征前，将军满含期望的嘱托；又像幼子离家远行时，慈母情义深厚的叮咛。这是在还没有拜读建波教授大著时我的“先入为主”的推断。但是，读过全书，我的印象“焕然一新”了。全书共七章，围绕“大学语文教师”这个话题，分别探讨了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的教育思想、独立的学科视野、科学的课程理念、深广的业务修养，还介绍了几种大学语文教育模式，探讨了学生与老师、坚守语文本位等有关问题。可见，这不是一部随感式的著作，不是经验的陈列、资料的堆垛，也不是零散的灵感火花的汇聚，而是一部“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学术专著。这些“建议”涉及大学语文教与学的多个方面，“有老师业务修养方面的，有人格素质方面的；有立足于宏观的，有立足于微观的；有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有具体教学操作上的。”（《前言》第1页）真可谓色彩斑斓、包罗万象。

一、如何上好大学语文课，是全书立论的主旨

建波教授在此前曾出版过《大学语文教学论》，是植根于“教学”立论的。这本《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是《大学语文教学论》的补充、深化与拓展，其立足于“教学”的根本叙述策略没有变。

与目前流行的一些从理论到理论的高头讲章不同，它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践的展示，更多的是从实践层面上研究大学语文的诸多问题。我不反对纯理论的研究。大学语文要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而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离不开理论思维以及学理层面的思考。建波教授的大著多从教学实践层面考量，更鲜活，更接地气。

建波教授强调：“上好课才是硬道理。”（第182页）指出：“‘上好课’的学问绝不比专业上的学问来得容易，甚至更难。”（《前言》第2页）建波教授说，她的书就是围绕着如何上好大学语文课、“如何‘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立意行文”的。（《前言》第1页）

如何才能上好大学语文课呢？建波教授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深广的业务修养，二是反思以往的教学方法，探索更加适合当今时代的新的教学模式。这两个方面，主要是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述的内容。在其它章节，也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如何上好大学语文课的问题。

建波教授认为：“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深广的业务修养”，“打造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第59页）建波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把大学语文教师比喻为医院的“全科医生”，即大学语文教师要努力构建自己丰富而完善的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包括：教育学与课程论，语言文学，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当代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等，共分五个层次。（第63-64页）拥有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就能“在‘通’的前提下‘专’，在‘专’的基础上‘通’，以通统专，通专互补共融。”（第67页）并提出：“专业研究与课堂教学结合，让课堂教学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与专业风格”。（第68页）建波教授特别强调大学语文教师要上好课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正确把握课程性质与具体恰当的授课方式，二是能够对教材进行成功的再创造。（第77页，第81页）同时，还要锤炼教师的课堂语言，做到声情并茂，幽默风趣，分析精辟，见解独到，等等。与此相呼应，建波教授非常重视在现代教育思想统领下的教学方法，为此，在第五章提出了六种行之有效的大学语文教育模式。

除此之外，建波教授还强调要吸引全体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创造优化的课堂。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做“一个真正开放型、民主型的大学语文教师，才能创造一个民主性的课堂”，（第176页）以促进教学相长。

二、理论探讨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教学实践，是全书立论的根本

说建波教授注重教学实践层面的考量，并不是说只是实践经验的堆垛，没有理论的探讨，恰恰相反，建波教授对大学语文的性质、目标、内涵以及教育原理等诸多理论问题，都做了深入剖析。但是，与其它许多著述不同的是，建波教授所作的理论探讨，其目的是为了指导教学实践，这是全书立论的根本。

全书的前四章注重理论的探讨，后三章侧重教学实践的探讨，不过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水乳交融地连接在一起；理论探讨中也关注教学实践，探讨教学实践，同样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前四章探讨了大学语文的内涵、性质、目标，以及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业务修养等，只有认清了这些问题，才能知晓大语语文课应该怎么上和怎样才能上好。

例如，对大学语文有用与无用的辨析，是一个颇为有意思的话题。第三章第一节的标题，就叫“‘无用’的大学语文”。在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日渐式微的当下，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大学语文，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许多学者都在呼吁大学语文如何“有用”，建波教授却说它“无用”。

首先，历史地看，正是因为它“无用”，才被“淘汰出局”。建波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就是从‘有用’‘无用’出发”，“以是否‘急需’为标准”，砍掉了若干“无用”的专业；从民国之初就开设的大学国文，正是“因为它‘无用’”，（第36页）“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取消了”，

其次，现实地看，正是因为大学语文“无用”，才遭到轻视与“打压”。某校调整教学计划，教务处长断然删减了大学语文的课时，就是因为它没有用。（第52页）建波教授说：“遗憾的是不仅学校的‘官员’，有些普通老师，也持大学语文‘无用’的态度”，（第52页）发出“大学语文有啥用”的质疑。建波教授分析说：“这恐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第53页）

但是，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没有人说中小学语文“无用”呢？一则因为中小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还不太强，语文可以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因此它“有用”；二则中小学语文是应试教育的重要科目，中考要考，高考也要考，因此它更“有用”。而大学语文就不同了。大学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应试的负担，学生毕业也不需要语文（汉语）水平等级考试，读硕士，念博士，乃至出国留学，均不需要测试语文（汉语）。况且，进入大学的学生，大都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对汉语工具性的依赖明显减弱。在功利主义笼罩的实用教育视域下，大学语文真是“无用”至极。

但是，正如建波教授在一次学术讲座中所说：“读书有什么用，读古诗词有什么用，就是让你由‘有用’的生物层面进入‘无用’的人文层面，就是让你拥有一个精神家园”。（第36页）大学语文也是这样。建波教授指出：“大学语文是高校仅有的一门凭借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学经典和文化经典，以学习母语、品味母语、阐释母语为手段，以教化人、丰富人、陶冶人、升华人为宗旨的课程。”它是“为人生打底色，为事业打基础”的。（第36页） 大学语文的这种潜在功能，是“‘无用’中的‘大用’”。（第37页）

有了这样的理论认识，就要落实在大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关于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一直争论不休，有了这样的理论认识，我们就会明白：“语文的基础训练与工具目标主要应在中学完成或实现。”（第44页）所以，大学语文在强调工具性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无用”的人文教育特性，以人文性提升工具性，而仅仅把大学语文看成一门工具课或者形式训练课，就有失偏颇。这样的观点，既注意到了语言学习的连续性，又注意到了大学语文教育的特殊性。

三、按照汉语特点构建大学语文教育体系，是全书的最终目标

全书按照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是，以大学语文教师为主线，探讨相关的诸多问题，这是明线；另一条线索是，按照汉语的特点，构建以“运用汉语、品味汉语、阐释汉语”为核心的大学语文教育体系，这是暗线。

1978年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至今已有40多年，回顾过去的历程，大学语文教学往往忽视汉语的特点，一味追求花样翻新，这种现象集中表现在已经出版的近2000种大学语文教材中。我们不反对创新，但创新不能脱离大学语文教学的立足点——语言（汉语）。建波教授在书中构建的大学语文教育体系，始终紧紧围绕着语言（汉语）教学的特性展开，不蔓不枝，核心明确。

在确定大学语文学科名称时，建波教授审视了当下使用的“大学语文”名称，以及衍生的“大学文学”“大学汉语”“大学人文”“高等语文”“大学母语教育”“大学公共母语教育”“中文高等教育”“语文高等教育”“母语高等教育”等名称，认为“大学语文”虽然是一个通行的约定俗成的名称，“但如果用‘大学语文’作为学科名称，也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而“采用‘中文高等教育’或‘汉语文高等教育’作为‘大学语文’学科名称比较恰当”，因为这样的名称，“既体现了母语教育的高等层次，又体现了母语教育的国别区分，还体现了以中文学科为学术支撑并区别于中文各二级学科的学科属性。”（第26页）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以“中文高等教育”或“汉语文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名称，弥补了“语文”作为我国母语学科名称的内在缺陷。

在谈到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时，建波教授说：“大学语文是一门研究语言的规律性和实用性，品味语言的审美性和艺术性，阐释语言的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课程；是一门通过语言来提升学生汉语水平、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的以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课程。”（第38页）“简言之，即运用语言（汉语）、品味语言（汉语）、阐释语言（汉语）”。（第39页）对大学语文课程这样的认识，“明确了语文工具性、审美性、文化性三位一体的性质，同时强调了‘语言’是语文的本位与本质特征。”（第39页）

在谈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任务时，建波教授指出：“大学语文课程的任务就是要教会学生品味语言，并通过品味语言来领悟作品的形象，体验作家和人物的情感。”（第95页）语言、形象、情感是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在任何时候都要紧抓不放。”（第95页）这也是立足语言（汉语）来谈的。

在谈到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时，建波教授认为，大学语文学科存在两种课程体系。一种是“以大学语文教育师资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课程体系”；一种是“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学生开展大学语文教育（汉语文化传播）的通识课程体系”。（第27页）两种课程体系的存在，“是由大学语文学科的通识性与专业性特点所决定的。”（第27页）在每一种课程体系中，都不能忽视语言（汉语）的地位。比如在大学语文教育师资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强调了应用语言学教育理论、语言学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通识课程体系中，突出了母语经典文学作品的讲读。

在谈到大学语文的教学方法时，建波教授从对以往流行的语文教学方法的反思中，确立了以语言（汉语）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凯洛夫的五步教学法、普希金娜的红领巾教学法，都是曾经非常流行的语文教学方法，进而形成了千篇一律的“讲读法”（或叫“串讲法”），并对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还有一定的影响，就是“不论什么文章都得按‘介绍作者背景’‘阅读课文和解释生字词’‘分析内容归纳段意’‘归纳中心（主题）思想’‘总结写作特色’这五个步骤来。”（第73页）这种程序化的讲授模式，缺陷和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门课程如果被锁定在一种恒久不变的范式上，那就没有生命力了。”（第75页）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建波教授提出了几种大学语文教学模式，每一种教学模式都离不开对语言（汉语）的理解、掌握与运用。如“情感教育模式”指出：“‘大学语文’课程情感育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学生对教材即作品的阅读来实现的。”（第112页）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品味语言之妙，“品味语言就是品味作品美的情感”，“品味语言就是品味作品美的意蕴”，“品味语言就是品味作品美的画面”，“品味语言就是寻找作者、作品与自己的心灵相通处”。（第115-117页）“文化育人模式”就是要引导学生品味作品中语言的文化意蕴，具体说，就是“品味作品中最有特点或最能揭示主题字词的文化意蕴”，“品味作品中常见的使用频率偏高字词的文化意蕴”，“品味某些固定词语和意象的文化意蕴”。（第120-121页）“比较教育模式”或涉及作品的表现手法，或涉及作品的艺术风格，均为语言的外在呈现方式。“拈精摘要模式”是为了纠正大学语文教学中没有对文本语言和内容的品读思考、本末倒置、语文越来越不像语文的状况而提出的。“听说读写思训练模式”更是离不开语言（汉语）；“听”可以感受汉语之美，（第145页）；“说”和“写”是显性的语文能力，“读”则是隐性的语文能力；（第154页）“‘思’是人不可或缺的心理能力，同时也是一种更高的语文能力。”（第162页）

在谈到运用多媒体、网络、课件等辅助教学手段，以及慕课等教学形式时，建波教授告诫说，大数据时代，要让语文回归语文，不能丢掉作为大学语文本质特征的“语言”。（第207页）“课件很好，但勿依赖”；“网络很好，但勿照搬”；“慕课很好，但勿追逐”。（第209-221页）因为过度依赖与迷信这些东西，就会本末倒置,“丢掉语文之为语文的东西。”（第207页）

全书就是这样一以贯之地体现着按照汉语特点构建大学语文教育体系所作的有益探索。

四、通俗晓畅、平易谦和，是全书吸引人的论述风格

全书的论述娓娓道来，语言通俗晓畅，平易谦和，可读性极强，保持着传统人文学的“修辞”意味。虽然艰深晦涩，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学术价值的缺乏，但是通俗易懂，流畅自然，却与普惠全体大学生的母语高等教育这个论述对象相匹配。

引经据典虽然是现代述学文体的重要标志，但当下学术论著普遍存在着资料繁冗堆砌、引用过度、以至文气梗阻、瘀滞不通的毛病。而建波教授的大著没有这些为文之弊，读其书，真像苏轼所形容的那样，“大略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全书的语言是通俗的，明白的，不搞术语轰炸，不故作艰深之辞，但观点却新颖、独到，启发心智，论析深刻入理。即使是纠正它说的偏误，也是一分为二，态度公允，既肯定其可取的一面，又指出不够完善之处，语气平易、温和，不摆盛气凌人的态势，也没有自以为是的武断结论，对凯洛夫教学法、红领巾教学法的反思，以及对语文工具说的辨析、对形式训练说的修正，均呈现着这样的论述风格。

建波教授的大著，从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生发，立论扎实稳健，多切中肯綮之论、启人深思之语，体现了一位智者的敏锐思考、一位大学语文教师的殷殷情怀和一位人文学者的现实关切。在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课堂教学的今天，相信《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的出版，一定会给大学语文教师更加有效的指导和更加有力的帮助，一定会为大学语文教学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韩建立：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